“天眼”进校园：智慧课堂还是21世纪的“圆形监狱”？
2018.05.22作者：三三 来源：NGOCN君 边沁在18世纪设计圆形监狱的时候，一定不会预料到这一概念在21世纪会得以如此神似的“再现”。 今年三月底，杭州第十一中学在试点班级的教室里安装摄像头系统，用来对学生进行刷脸点名和统计分析学生课堂行为。 据新京报报道，该校一位负责人介绍，这套被称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的“黑科技”，通过教室里安装的三个组合摄像头来采集学生的行为和表情，摄像头被包在灰褐色的球里面，上课时学生和老师察觉不到摄像头活动。  杭州第十一中学工作人员在介绍“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 图片来源：钱江晚报 这个摄像头在上课期间每隔30秒进行一次扫描，采集学生6种行为和7种表情。资料显示，6种被采集的行为中“趴桌子”这一行为为负分，结合学生面部表情数据，系统会分析出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若不专注行为达到一定分值，系统会实时向显示屏推送提醒，任课教师可根据提醒进行教学管理。 无间断监控：“精神对精神的权力” 这个摄像头令人联想到遥远的18世纪。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了一种圆形监狱。建筑的样式如下图，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间有一座暸望塔。环形建筑被分成很多小囚室，囚犯们被独立关在不同的囚室内。  圆形监狱结构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囚室有两扇窗户，一扇对着暸望塔，另一扇对着外面，光线能从这窗户中射进来。暸望塔有环形大窗户，能全方位无死角看到对面环形建筑，站在暸望塔上的监狱管理者可以清楚观察到囚室里的囚犯。 要保证监视的有效，一个关键的点在于保证监督者是隐形的，他能看到所有囚犯，但又不会被囚犯看到。边沁甚至设想，中心瞭望厅的窗户应装上软百叶窗，因为不能让任何一束光线甚至半开门的光影暴露监督者的存在。 这一设计的目的，就是让囚犯们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监视，从而不得不每时每刻提高警惕。不管塔里面是否有看守在监视，只要中心暸望塔在，就能在囚犯身上造成一种持续监视的状态。 福柯形容圆形监狱是一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 在杭州第十一中学的教室里，包裹在灰褐色球里的“隐身”摄像头就跟暸望塔一样。过去，学校管理学生一般就依靠任课老师，还有不时在走廊出现的领导，这些都是学生肉眼可见的管理者，至于任课老师的管理也不一定严厉，“趴桌子”这类行为也不一定会带来批评。 现在，摄像头则成了一个可以施加持续不断监督的管理者。即使摄像头出现故障，不知情的学生们依然自觉被监控着——这是一种促使其自我形成的精神压力，监控器已经被学生们安装在心里，他们需要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 在圆形监狱的设计中，为了巩固自我监督的效果，除了让监控持续存在，还要降低囚犯集体反抗的可能性，同时最好让囚犯认为所有违反规矩的人都会受到惩罚。达到这种效果，一个方法就是把囚犯隔离，彼此孤立，不要有信息的交流。 教室里，摄像头下的学生同样被孤立，但是这种孤立不是基于实体空间的隔离，而是通过一系列课堂要求——上课坐正，目视前方，不准讲话。准确来说，这种“不准讲话”只限于学生之间。学生们不知其他人的表现如何，更愿意相信，其它违反了纪律的学生都会被记录在案，为了不被摄像头捕捉到违纪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服从管理遵守纪律。 不过，现在学生们可能遇到了更糟糕的状况，不仅要提防被摄像机记录，也要提防被同学告密。2017年11月，一个小学生违反学校规定带巧克力进学校，被另外一名同学告诉老师。“巧克力事件”中的老师因处罚了告密的学生得到网友称赞，但也出现过相反的事例，有老师鼓励学生举报同学违规，以达到学生相互监督的目的。 看重管理效率：教育牺牲了什么？ 在教室安装摄像头早已不是新鲜事，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学校在使用摄像头。使用的理由很多样，比如加强校园安全，防范校园暴力，监考。由此也引发一些争议，这种管理方式是否侵犯学生隐私。 2003年，上海复兴高中毕业生将母校告上法庭，认为学校在教室安装摄像头，并把自己与别人亲吻的视频公开播放侵犯自己人格权、隐私权和名誉权。这名学生在一审中败诉，法院认为从现有法律层面来讲，学校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学生上述权利，但也指出这种管理方式对学生造成心理压力，学校有改进完善的必要。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作者之一，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多年的蔡朝阳在《在告密与监控中慢慢长大：中国学校的日常》一文中说，学校安装摄像头，是学校对学生隐私漠视的表现，“学校的管理者对隐私的定义，跟社会共识的隐私显著不同。就像李彦宏老师曾经说的，中国的老百姓对隐私没那么在乎，他们乐意用隐私换取便利。”  杭州第十一中学安装在教室的监控器 图片来源：新浪图片 边沁设计圆形监狱的18世纪，西方世界人口猛增，需要加以监督和管理的人数增加，同时，生产机构变得日益庞大和复杂，生产费用增大，要求利润也必须增长。这两方面的因素就要求一个高效的权力运作机制：更少成本更高效率来管理人。 而杭州十一中校长也坦言，学校使用这套“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节约管理成本，提高效率。除了可以通过刷脸点名简化点名流程，这套系统还能得出“学生学习状态和老师课堂教学”的考核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的考核结果不过是基于摄像头捕捉到的学生的6种行为和7种表情，由算法运算出的结果。至于学生是否认同老师所授内容，老师课堂设计的用意，师生间互动如何，通通不在考核之中。 管理者对老师和学生进行考核的时候，数据和指标是很好用的。把教学管理简化成对数据和指标的管理，更是非常低成本高效率的手段，毕竟用摄像头来降低学生趴桌子的频率并不难。 可是，学生不是只有6种行为和7种表情的机械人，而且产生某种特定行为和表情的原因也并不一样。 黄睿曾在重点高中担任教职和行政人员多年，目前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告诉笔者，“拿趴桌子这个行为来说，可能有很多原因。学生可能因为困趴桌子，可能因为老师的课无聊趴桌子，课堂上不少情况下是老师因为课堂需求让学生趴桌子，比如听一段音乐的时候，老师让学生趴在桌子上听，这样能集中注意力。班级无记名投票的时候，老师会希望学生趴在桌子上举手投票，这样就看不到其他人选了谁。” 黄睿指出，指标化的管理容易让决策失衡。当提高教学质量变成让学生不要趴桌子就好的时候，采用其它更有效的方式提高教学质量的动力就变小了，例如其实可以减少师生比，缩小班级规模，让一个老师能照顾更多学生。“课堂教学的丰富性，学生朝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就会被抹杀了。” 使用这种监控会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违背教育的内在要求。黄睿提醒，“中小学的教育要求学生成长为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对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有所期待，需要学生能够创新。而圆形监狱式的管理只会训练人乖乖听话。这种管理和教育之间存在一种张力。” 学校的首要工作应该是教书育人，让学生得到发展，而这种以管理为主的“天眼”系统会不会本末倒置？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系统的使用还未得到充分讨论时，已经有消息指，它将会在该校全校推广，也有其他地方的学校表示想要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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