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作者：井冈山卫士

中国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最近在左翼各界引起了争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帝论”的同志和朋友又不约而同地从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寻找答案。据我所知，目前就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过系统性讨论的同志有远航一号、贺春生、(寒流急/话实)、清源等，其中前两位同志不赞同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后两位则肯定中帝论。不过，目前尚未有人从《帝国主义论》的定义出发，使用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决定性的而不是案例研究式的证据证明或证伪这一观点。本文就来填补这个空缺。

本文意在说明，无论从垄断程度，资本输出的规模和回报，还是中国“瓜分”世界的能力来看，中国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文章第一部分回顾列宁时代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第二部分探讨中国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第三部分研究中国的资本输出，第四部分讲述中国的武装力量投射；第五部分讲中国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和当今世界金融资本发展的特点；第六部分是结论。

第一部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同志列举了当时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第一，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高度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第二，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

第三，   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

第五，   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超乎寻常：

“中国垄断资本已经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红旗网评论员和尚）

其中，国有企业集团是垄断的主力军：

“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单一资本集团。”（话实）

他们同时认为，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帝国主义性质：

“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明显地挑战了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话实）

最后，中国已经有实力，并且正在挑战美国的军事权威：

“中国已经派军舰到中东去打击所谓的“索马里海盗”；它已经派武装力量到湄公河“联合”巡逻去。”（寒流急）

按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列宁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中国至少占了垄断、资本输出和与其他大国争霸和瓜分世界三条，所以，就算没有中国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入融合以及中国垄断世界市场的确凿证据，假设他们是正确的大约也无伤大雅。因此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的世界是帝国主义争霸的世界，是一个处在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谁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妄议革命导师的光辉论断，谁就是“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谁就是没能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谁就是“赶不上”人家美国的马列毛小组“七年前的认识”，谁就是“中国的考茨基”，所以是天字第一号的“悲哀”（根据红旗网编者的说法）。

尽管我们反复请求这些同志重新审视今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但为了有说服力起见，我们还是要严格地对照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论》，结合全局性的统计资料，定量地说明中国不是列宁版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二部分：垄断和国企垄断

列宁同志对垄断的定义是严谨且完整的，即生产的集中，或者说少量的企业占据行业内产值或利润的大部分，同时垄断企业构成诸如托拉斯等垄断同盟，共同瓜分垄断利润。列宁同志的定义是宏观经济指标，是反映集中水平的全局，与世界五百强中中国企业数量这种局部数字不可同日而语。列宁指出了如下几个反映垄断程度的例子。第一，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占企业总数0.9%的工业企业占有蒸汽马力的75.3%，占有电力的77.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332页），蒸汽马力和电力是不变资本中的代表性部分，这个垄断率反映的是总产值的垄断水平；第二，1909年美国工业企业的1.1%占有43.8%的产值（同上，第333页）。从全局看，列宁同志认为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程度约为全部产值的“差不多一半掌握在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里”，同时这些企业中的巨头结成垄断同盟，采取直接的价格、产量干预等行为获取垄断利润。一个是体量指标，一个是行为指标，一个都不能少。

今日中国的垄断水平如何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总数2.54%的大型企业占有主营业务收入（概念上相当于产值）的37.7%，占有利润总额的37.2%，即占中国工业企业数量2.54%的大企业其垄断水平还要低于一百年前占美国工业企业数量1.1%的大企业的垄断水平，更远低于占德国工业企业0.9%的大企业也的垄断水平。这还只是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如果把全部的工业企业都算在内，中国工业企业的垄断程度还会更低。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

那国企垄断水平如何？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部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控股企业占20.6%，私营企业占35.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1.6%。首先，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远超国有控股企业，这与一些自由派（以及“中帝论”者）呜呼哀哉的“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相去甚远；其次，我堂堂“中华帝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垄断率还不如外资企业，简直是奇耻大辱；第三，这也是规模以上工业的数据，由于“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现在的国有控股企业基本都是“规模以上”，如果我们把“规模以下”的企业也算进来，这个比例会更低；第四，今日中国的“国有控股”，不是国营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甚至不是国有资产占50%以上的企业，而是国有经济成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算作“国有控股”，甚至还有国有成分不大于其他成分的“协议控股”；第五，这还仅仅是工业，还没考虑农业和服务业。从全局看，兑了好几次水的“国有控股”企业不过才占了中国国内工业经济总量的两成，看到这幅景象，任何关于国企垄断一统天下的神话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具体行业看，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总数一半的，在41个工业行业中占7个。其中能源开采和加工占3个（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开采辅助活动1个，公用事业2个（水和电力），外加一个制造业性质的垄断行业（烟草）。根据列宁的定义，垄断企业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垄断企业需要结成垄断联盟，执行至少是相互协调的价格——产量政策、获得超额利润才能够成为帝国主义性质的企业，否则没有垄断行为和不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在积累速度上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并无区别，自然不具备帝国主义性质。而这需要总数为“一两打”的企业形成有执行力的同盟关系，这种垄断企业的联合，与国有控股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份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而言，在41个工业行业中，只有烟草行业和石油行业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就在这七个可以说是“国企垄断”的行业中，煤炭开采、电力和开采辅助活动的全部或部分都涵盖在解除外资限制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俗称22条）中。那么，中国的”帝国先锋“——”垄断国企“靠什么征服世界呢？靠石油开采和加工吗？中国是石油进口国，靠不得；靠水的生产与供应吗？除非把水厂和水管都建到国外；那看来只有一个工业行业可以符合国有控股、垄断的定义并且有机会争夺世界市场的，它就是中国的烟草行业。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志：吸烟有害健康。

阳和平同志在其《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已经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资产阶级调集全力发动 “贸易战”反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为此，他还列举了研发支出比例和论文数量的数据。那制造业领域，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垄断状况如何呢，“中华帝国主义”的科技精英们是否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统天下了呢？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约为10%。其中，可以被看作是高新技术行业的仪器仪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制造业中国企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9.4%、8.7%和7.8%；外资占比则分别为27.5%、56.8%和23.3%。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计算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一半以上控制在外资企业手里。因此，就算是中国在这些高科技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并没有改变高新技术行业，尤其是计算机行业受制于人的窘况。

无论是大企业的垄断水平，还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水平，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垄断水平，都否定了中国是一个国企垄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说法。

第三部分：中国的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资本输出，列宁认为，由于垄断资本在本国投资无法获得足够利润，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332页，粗体是笔者加的）。因此，资本输出不是为了耀武扬威，彰显大国气派，而是为了获得高利润。根据列宁同志的论述，我们可以给帝国主义国家订下这样一个定量门槛：第一，其在国外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要大于外国在该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全部看作是可以获得高利润的帝国主义投资）；第二，其海外资产收益率要高于外国在该国资产收益率。一个体量指标，一个性质指标，不满足第一条，无以说明投资规模，不满足第二条，则无以说明其投资的利润水平。

那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即帝国主义性质的海外资产约为5766亿美元，同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存量约为9493亿美元。外国在华的帝国主义资产远超过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当然，一些人认为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很快就会超过外国在华帝国主义资产，因此中国走在通往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这些朋友们要失望了，根据统计公报，2017年中国对外帝国主义式的投资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跌幅将近三成。现在中国在外帝国主义式资产的增速已经慢于外国在华帝国主义资产的增速，两者的绝对差距正在拉大。

不过，中国的海外总资产数目是不少的，2016年末中国拥有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这是多年贸易顺差的累计。同时，外国在华外汇储备约为410亿美元。同年中国获得海外投资收益1984亿美元，支付外国在华投资收益2634亿美元。经计算，2016年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约为4.54%，同年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约为14.59%，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超过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的三倍。中国对外总资本输出的利润率明显小于外国对华总资本输出，甚至小于国内以固定资本存量计算的一般利润率。中国对海外的资本输出并没有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成为规避本国工人运动、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同时，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以美国国债等低回报率资产的形式存在，导致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大部分不能成为获利丰厚的帝国主义投资，反而成为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为其国内经济政策乃至对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低成本融资的大礼包。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明证。首先，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降，2017年仅有144亿美元，约占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到12%。其次，中国并无能力保护一带一路所属工程，每当目标国家政府换届，往往对这些工程翻脸不认人，中国政府，尤其是军队，对其无可奈何。这样的资本输出是帝国扩张还是赔本赚吆喝，各位同志心中自有分寸。

从全局看，中国的资本输出，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安全性，都没达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

第四部分：中国的“殖民争霸”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行为，以及世界和中国的整体军备发展状况，我们在《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的破产》，以及《现在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吗？》两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无论是就世界资产阶级整体还是中国资产阶级这个局部而言，世界大战都不是可选的政治选项，也不是它们正在执行的政策。曾经坚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阳和平同志，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结局的可能性不大”。

新世纪以来局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虽有发生，但是无论是烈度、规模还是发动侵略的国家所得收益来讲，又要明显小于二十世纪。如果我们把发动或派正规地面部队参与对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并打赢战争初期的正规战斗（毕竟就算是美国也没打赢过占领区的治安战）当作新世纪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的话，那么当今之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国家有如下几个：美国发动了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英国参与了上述两场战争；德国参与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法国干涉过马里内战；俄罗斯则于近年出动地面部队、空军和航空母舰直接干预了叙利亚内战。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宁所指出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自战后以来尚未直接参加过对外侵略战争。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仅至今没有跨过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和飞机在我国领海周围甚至以内游弋和挑衅也只能装聋作哑。

一些同志们认为，中国在吉布提设置首个海外基地是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明证。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吉布提基地的问题。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家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的行为是为了对该国展开政治控制，扶植亲己方政府，借以维护本国资本在该国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只要驻扎有美军的国家，在政治上都在美国的卵翼之下。中国的吉布提基地能否起到此种功能呢？中国军队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主要负责为中国海军和维和部队提供后勤服务，员额约为300人。如果中国要对吉布提展开殖民侵略，就要打败吉布提军队。吉布提陆军约有16000人，编有一个装甲团、六个步兵团以及炮、工、化、通、后勤等支援单位。如果“中帝论”者认为非洲军队不配当对手，我“战狼雄师”揍他们如砍瓜切菜的话，那么吉布提还驻扎有更带劲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非洲之角”战斗群（员额3500人）、法军第五海外合成团（吉布提陆军两个步兵团由法国军官指挥）、日本海上自卫队吉布提基地（员额600人）、意大利国家补给基地（员额300人）。一些人看到中国在吉布提设置基地，就惊叹中国的帝国扩张势不可挡，但是他们不曾料想，就是在吉布提这个地方，中国在各大国的“军事股份”中还排不上号。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中国在海外的维和部队也是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维和部队维护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一般秩序，并非破坏该秩序的帝国争霸。如果要把维和部队也算作帝国主义性质的驻军的话，那么吉布提的16000陆军中，有超过2000人在索马里和苏丹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照这么说，“吉布提帝国主义在东非”是个比“中华帝国主义在吉布提”更值得研究的话题。

无论从参与或发动侵略战争，还是从海外军事据点的规模和作用上讲，中国都不是一个参与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五部分：垄断同盟瓜分世界市场和金融寡头控制国家

列宁同志指出，随着商品和资本输出，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开始瓜分世界市场，在帝国主义时代，主要表现垄断托拉斯对有“最新技术成就”的产品市场的瓜分。这种瓜分不仅表现在市场份额，而且表现在参与瓜分的各方形成价格——产量同盟，共同获取垄断利润。当今世界，可以通过操纵价格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只有一些少数企业可以掌握的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可替代程度极低的自然资源行业。同时，列宁在举例的时候，指的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在某个行业的垄断，而是一个资本家联盟在某个行业的垄断，而且也包含控制价格等垄断行为。在当代，农业、采掘业、一般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本国出口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很激烈，故所能拿到的技术垄断租金和资源垄断租金微乎其微。同时，即使某一国的产品市场份额较大，只要它不能通过操纵价格获取垄断收益（这需要国内出口商形成同盟并且国外无替代可能性）、或者无法控制产品所需原材料的产地、或者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那么这种“垄断”是不具备帝国主义意义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美洲殖民地的棉花、可可、糖类和贵金属。如果不能获取垄断租金， “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世界打工仔”的另一种叫法。当今世界只有两个行业可能形成这种垄断。一个是石油行业，石油生产国组织和最近成为观察员国的俄罗斯控制了世界石油生产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石油生产可能增量的几乎全部。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增减产量协议来大幅调整石油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中国不在其中。另一个行业是高科技制造业，即通过核心技术专利获取垄断租金的制造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共向他国缴纳知识产权使用费239亿美元（相当于中国货物和服务总顺差的12%），同时从国外获得知识产权使用费不到12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承诺了一系列保护外国知识产权的政策，其中一部分已经付诸执行。从全局上讲，中国不是一个掌握核心科技并从中获得垄断租金的国家，而是一个在压力之下愿意缴纳更多垄断租金的国家。当然，有人会说，中国制造全球市场份额那么高，世界少了中国产品就不能活，这还不是帝国主义？没错，在封建社会，农民的产品遍及社会，少了农产品谁也活不了，但是我们能说农民是“垄断的帝国主义阶级”吗？中国每年向国外净输出相当于5000万劳动力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比作阶级社会的话，中国确定无疑属于被剥削的阶级。从中国输入到别国的超额剩余价值，构成了这些国家“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工具。不掌握民众、剩余产品和武装的政权是花架子政权；同样，无法实现垄断行为、不掌握垄断租金和没有实现租金的必要武力的“市场份额”只是待宰的肥猪而已，这就是“中兴案”的教训。

列宁论述了金融寡头的形成和其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列宁认为，这不仅仅是同一金融资本范围内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深刻矛盾，而且也为无产阶级通过掌握银行进而掌握工业、掌握生产资料、进而实现计划经济指明了道路（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劳资妥协等对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摆脱了消费不足危机。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和一些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国家对特定产业的扶持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在拉美国家和新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中，央行加政策性银行加国家扶持的企业深入结合，共同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摆脱依附地位的样板政策。就金融行业本身来讲，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银行集中程度还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都不低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我们能说大政府、中央银行和进口替代就是帝国主义吗？果真如此，那么当时的拉美国家、埃及和印度就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了。这不仅是对客观现实的无视，也是对毛主席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霸策略的污蔑。

第六部分：结论

从严格的列宁定义出发，中国不具备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需的垄断水平、资本输出水平和军事殖民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远不是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龙头；中国资本没有能力通过瓜分世界攫取垄断利润；金融寡头的形成和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在当今时代也不是衡量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从全局看，中国不符合列宁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四个，而最后一个帝国主义特征已经成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中国不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

关于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它取决于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强弱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那么，现今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简单地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进攻到了顶点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打击并开始站稳脚跟反攻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各个帝国无限强大可以指哪打哪不必付出任何成本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忧不断、人民群众逐渐觉醒、世界霸权退缩的时代；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当今时代是无产阶级从被动挨打转入战略相持并开始局部反击的时代。

“大棋党”推崇“中华帝国主义”，是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得到相对稳定待遇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在国有控股或私营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要么是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些部门近些年来由于出口带动的快速发展和薪金的上升构成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结的物质基础。但只要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需要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无法满足他们的民族主义胃口（这需要对周围国家大打出手），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很快会烟消云散。

左翼中相信“中帝论”者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一部分同志真诚地希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们同时又读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论述。因此在情感上，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也当在不远。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他们认清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需要、也必然不会经历帝国主义这个阶段时，他们就会回到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另一部分同志尚未从民族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们往往抱着这样想法，即“就算革命不能胜利，中华帝国主义只要胜利也是不错的结局”。他们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无法满足他们“小确幸”的生活。但他们在推销“中帝论”上表现并不积极，在政治上的危害并不明显。

最后一部分同志并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所不能的、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惜成本的、纪律严明手段高效的钢铁政权。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有枪能打死人、有钱能收买人、还掌握着仿佛可以消解一切革命斗志的消费主义文化，而劳动人民则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反复被异化、被统治、被愚弄。远航一号正确地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这些失败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一些人钻进了后现代的话语迷雾中，试图通过构建革命的“合法性”来回避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一些人则鼓吹中国法西斯粉墨登场，资产阶级统治铁腕将碾碎一切进步力量；一些人则只能做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易水悲歌之态，去为他们也不认为能胜利的事业牺牲成仁（万幸这些同志并不能吸引专政机关的火力，因而还没有机会真正牺牲）。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不知道批判的武器怎样变成武器的批判，不知道革命的理论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民心、武器、财政和政权，不知道革命理想如何成为革命道路。对于他们来讲，胜利只是个遥远的梦幻，因此“运动是目的，结果则无关紧要”，因此革命是飞蛾扑火，不是愚公移山。在他们看来，革命是热血、是艺术、是激情的迸发，但现实世界的革命却是计算、是战术、是物质的对抗。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指的就是这种没有前途的“革命”观。

在国际斗争问题上，他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随意“人为地制造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打世界大战来消灭生产力，保障资本主义长治久安。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的行动是有成本的，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错误的决策在人民群众普遍觉醒的今天会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们相信帝国就是扩张，美国会扩张，中国也会扩张，不扩张就会死，却不懂得帝国扩张的极限。他们是中国左派队伍里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只知进，不知退；他们在初等经济学的考试里也拿不到60分，因为他们只知道“效用最大化”却不知道“预算约束线”；他们是自助餐厅里饿得扶墙进、撑得扶墙出的食客，只知道吃却不知道为何吃。在过去，这种唯心主义表现为“单纯的军事观点”，在今天，它表现为“中帝论”者的“谈兵色变”：他们一方面认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能瓦解反动军队，一方面又认为战争可以随意塑造阶级格局。胜利吧或许可能，失败呢也说不准，反正结果是不确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啦。这种观点无法将革命向前推进哪怕一步。今天的革命所需要的，不是能幻想“美好的明天是可能的”哲学，而是可以回答“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哲学。

纵观这些年左翼队伍里“中帝论”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有趣的轨迹。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在此时，“中帝论”者认为中国是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和日本的合体，即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有效撼动当前世界体系的挑战者；当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后，“中帝论”多数把中国比作是一战以前的德国，即就算无法摧毁当前世界体系，也能在自己一带一路的势力范围独步天下；而现在，当看到各地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内残外忍的投降路线以及一带一路的逐渐破产时，他们则开始申辩“当年沙俄也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何不算？”。从天下无敌，到一方豪强，到甘当沙俄，最后甚至用美国打我是看得起我，别国还不配被打来论证中华帝国主义。“中帝论”者类比野心的逐渐萎缩，反映着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正在以他们不能抗拒的必然性，压倒他们对中国现状的错误认知。而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洗礼，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迷惘、走向强大并必然会走向胜利的中国劳动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局部的胜利去证明“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主要参考资料：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