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辉煌与苦难 原创： 红色参考 2018.07.26
新中国7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辉煌与苦难 严元章 
一个人到了70岁是可以做总结了，但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阶级来说，70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这70年是既有辉煌，也有磨难。但也不是很难言说，我们可以用几句话简单而客观地描述一下它的成长历程。在他们当家做主人的时候，他们创造了辉煌；在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们必定遭受的是磨难！ 如果我们把“工人阶级的地位”以这个阶级当家做主的程度来衡量（即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程度，决定着说话算数的程度），那么七十年来他们的地位变迁过程就可以描述为：前三十年他们的地位是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后四十年他们的地位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鉴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程度是与资本的力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那么，工人阶级地位在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出现如此巨大反差的一个解释就是：前三十年资本的力量和影响范围是个逐渐变小的过程，后四十年资本的力量和影响范围是个逐渐增大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前三十年是个社会主义化的过程，后四十年是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由于工人阶级的地位是个阶级斗争的产物，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和资本力量的增长不是永恒的，它是有周期的，它依赖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会有转折点和拐点的存在。 我们用同学们熟悉的数学概念进一步来说明。这70年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的变迁就像一个三次函数的回归式抛物线：前三十年曲线在上升，1978年出现拐点开始下行曲线，三十年后即2008年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以及通钢事件和本田工人罢工标志着下行结束出现转折点，曲线开始上扬至今。  通钢事件 我这里是把“工人阶级的地位”用他们当家做主的程度来衡量的。我认为，劳动者要能够当家做主，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三位一体的：即必须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劳动参与者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试想，劳动者如果不是所有者，那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家当家做主了；另一方面，如果劳动者如果不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者，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角色就有可能被架空，而只是个法权概念上的所有者，就像今天国有企业的职工其实就只是个雇佣劳动者，当家做主的就是别人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者，生产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生产丰富多样的保质保量的产品以满足劳动者的各种真实的需要；就不会设计出致使劳动者人人自危、相互竞争的管理制度，就不会想法设法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就不会绞尽脑汁压缩成本、置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于不顾，就不会置劳动者的温饱与死活而不顾，任由其下岗失业，流浪街头。 为了强调这个三位一体与工人阶级地位的密切联系，以及与资本力量的负相关关系，我们假设这个变迁过程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三次函数y=ax3+bx2+cx+d来描绘（这里设a>≠0；b,c,d为常数，b≠<0，c,d>≠0）。我们假定函数y作为纵轴表示工人阶级的地位，自变量x作为横轴年份，ax3是劳动者参与管理的程度，bx2是资本的力量和影响程度，cx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收益，d是某个常数，比如一定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或者工人阶级占总劳动比例等。 在实际上，能不能通过统计和数学计算，使得abcd分别取什么值可以得到一个接近事实的回归式抛物线，还不得而知（我就此问题请教了清华大学一位老师和关注工人阶级的两位数学系高材生，他们的结论是，恐怕难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现，关键是abcd难以取值。他们应该是对的。我30多年没有接触过数学了，同学们如果感兴趣可以推演一下，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跟工人阶级地位相关的一些重要因素）。而且还有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我们讲工人阶级地位变迁七十年，主要是以城市传统工人，即所谓的老工人为对象的。他们的地位变化反差很大，符合我们说的由上升转而下降的变化曲线。新工人主要是从改开后，起初是作为半工半农的农民工，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较为稳定的新工人。由于他们一进入生产领域，就处于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因此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合历史上工人阶级成长的轨迹，这些年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罢工斗争的训练，其地位变化轨迹像个倒立的二次函数。老工人和新工人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在资本建立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老工人是从上向下跌落，新工人是由农民工向雇佣劳动者渐变，共同交汇到劳动力市场，形成今天统一的雇佣劳动大军。 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经济组织形式大概有三种，家庭个体所有制经济组织，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这三种经济组织形式都能满足三位一体的条件，但它们当家做主的充分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家庭个体劳动组织形式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但深受它所存在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主体生产方式所挤压，当家做主的程度是有限的。比如今天的个体农户和个体工商业者就严重地受市场所摆布，即便个人家庭很努力，但破产却是时常发生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相互竞争的，甚至为一块肥肉会大打出手的，是你死我活的，是会因竞争而解体的不稳定的（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或者如南街村那样在内部必须实行雇佣劳动制度方能求得生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限制其相互竞争，而是把它作为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和过渡形式来对待，除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外，当家做主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比如人民公社制度）。 毫无疑问，全民所有制经济是迄今为止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最高级形式，与它相对应的政治形式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现在我们来看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做的一个批注和谈话，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强调劳动者的管理权问题。否则，宪法上写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是白搭。甚至于事实上工人阶级做了汉献帝，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受尽折磨和屈辱！ 教科书中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有针对性地在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毛泽东向来关注事物的本质，关心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否落到实处！
前面我们概要地解释了确立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三位一体条件，尤其强调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管控（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是其中的要害和关键。下面我们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还要能够健步行走，就必须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快速进行工业化，这也是新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所以到1953年，在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以后，很快就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正是中国工业化的开端。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步伐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的地位是从工厂企业管理制度中得到体现的。 所以，我们必须花点时间梳理和简要介绍一下国营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历史。 苏联是新中国学习的样板，而苏联的国营企业管理制度实行的是类似于军队中的“首长制”，也叫“一长制”。加上东北首先获得解放，地方经济直接实行了军事接管，企业管理上自然实行了“一长制”。 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而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又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工程项目为主干的。这样，“一长制”就在工业企业中大面积地推行开来。 工业企业在执行“一长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轻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和职工的民主管理，一些厂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春，毛泽东对这一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把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和重工业各部部长称为“一长制主义者”，这样，在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厂长负责制被否决，决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 八大决议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贯彻。就在会议结束不久，新中国首次出现了工人罢工现象，而且有蔓延之势。1957年3月，党中央紧急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各地应该在企业中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同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规定，把企业中原来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大会，并赋予职工代表大会很大的职权。从此，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这种“三权分立”式的企业管理制度就在国营集体企业中确立了下来。 我们前面提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必须满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劳动参与者三位一体这个前提条件。现在这项制度下，党委作为工人阶级先分队组织在这里代行全民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角色；厂长只是分工管理职能，并不具有今天位高权重的经理人角色；而工人的职工代表大会却成了“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我们具体看一看职工代表大会都有哪些重要的职权：（1）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技术、财务和劳动工资计划以及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可以提出建议；（2）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背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做出决议，交企业行政或其他有关方面执行；（3）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行政领导人员；（4）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机关经过研究仍坚持原有决定时，就必须贯彻执行。通知还规定工会委员会应负责准备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且监督行政对职工代表大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决议的执行。 大家知道，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在1958年大跃进中，工人阶级焕发出了冲天的劳动热情，并创立了一套被毛泽东称为“鞍钢宪法”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就是：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应该说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创造的最具民主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  当然，这套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被官僚严重地形式主义化了，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毛泽东发出的“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感叹。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大演练，它的地位不仅在企业中，而且在国家权力层面都达到了顶峰。有一句话最能表达这种状况，这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领袖的逝世成了工人阶级地位下滑的转折点。华国锋主政时期，便抛弃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主张，变成了“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讲述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中一步步被剥夺权利，最终变成雇佣劳动者的过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还是从一位国营企业职工到最后成为下岗工人的过程来做说明吧，这样也具体一些。 我这里把一个具有主人翁地位的国营职工，最后沦落为下岗工人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没有奖金就没有积极性的阶段。这个阶段，企业仿效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利润缴足上级的，留够企业的，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全体职工剩余的。以此调动所谓劳动积极性，也是就是以往批判的奖金挂帅，而不是政治思想挂帅。这个阶段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金钱就像一朵玫瑰花，大家都喜欢。企业财务叫资金而不叫资本。资本还没有露出它那狰狞的面目。 第二阶段，没有奖金只要能照发工资即可。这个阶段大概是90年代初“砸三铁”的阶段，即所谓以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去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厂长被赋予企业财产处置权和开除职工的生杀大权。形势可谓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有点关系和门路的职工，或者向上攀爬，或者调离单位，没有关系的只能老老实实当班，拿到自己的一份工资养家糊口。 第三个阶段，拖欠工资也干活。这个阶段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企业开始破产倒闭的时期。工作岗位成了稀缺资源，保住工作岗位是重中之重，职工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第四个阶段，“两个置换”阶段，其实就是让你滚蛋的阶段。这就是1997年开始的所谓“抓大放小”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阶段。工厂改成了股份公司，甚至名为国有股份公司，其实已经是私有化给了一个或几个个人，厂长也改成了总经理，这叫产权置换。另一个置换就是职工身份的置换。也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由不便于解雇的国有职工身份，给少量经济补偿，置换（也叫买断）为可以自由解雇的雇工。 时间上，大概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即20年，工人便由主人变成了奴隶。此后除了少数工人发扬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甚至巧取豪夺的精神在市场上打拼成功者外，大部分工人处境凄惨。目前就读的一些大学生，大概就是在这场下岗运动中出生和成长的。参加大学进步社团的，这样的“工二代”、“工三代”职工子弟不多见，据说是因为政治冷淡。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做个调查和研究。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