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看来，如果要评选十名20世纪中国最为为杰出的女性，丁玲大概能排前五，如果评选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丁玲的排名则可以排第一。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排在她前面的。
我这样说，反对的人肯定会如过江之鲫，马上举出张爱玲、萧红、冰心等名字来。没错，这几个人也都是20世纪很优秀的女作家，特别是张爱玲，近几十年来红遍海内外，几乎成为了中国女作家的形象代表，她的许多小说如《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等风靡一时，长销不衰，不仅在文学青年特别是文学女青年中，随手能抓出一大把“张粉”，就连不少已成名的女作家也明里暗里把张当成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有的还因此得了茅盾文学奖，让一些男作家也忍不住加入到“张粉”的行列，以致有人在读中国当代小说时，不小心就读出一股浓浓的“张爱玲风格”来。还有萧红，这位在1930年代曾经跟萧军一起颇受鲁迅先生器重，并以“左翼作家”的面目走红于上海滩的东北女作家，虽然早逝，但从1980年代起再次走红于文坛，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影响和地位仅次于张爱玲；只不过，她的“再次走红”，是经过“退红”（左翼色彩）处理的。如同张爱玲那样，媒体和学术界塑造出的萧红，无论作品还是个人生活也都处于被主流社会打压和排斥的境遇，命途多舛，婚姻情感充满曲折——这似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格，也符合大众对女性公众人物的文化想象，因而也是张爱玲和萧红作为两个“文化幽灵”，在20世纪后半叶复活并成为流行人物乃至文化现象的奥秘。至于冰心，尽管作品不及前二位，但她的散文及个人气质中那种端庄娴熟和圣母般的慈祥面容，再加上她的大家闺秀身份和海外留学的背景，自然就与滥觞于20世纪后半叶的西化潮流和普世价值无缝对接，不谋而合了。
而丁玲呢，无论是作品还是个人经历，都与张爱玲、冰心们大相异趣。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曾经对丁玲作过一个评价：“丁玲真是代表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倡导的这种真正的人格独立、女性独立。当然还有一个萧红，可惜萧红死得太早，萧红如果能够健康地也活到一个老太太的岁数，可能跟丁玲并列。张爱玲是才华横溢，但是空间太狭小。丁玲的一生，正是跟中国百年革命风云激荡完全同构的一生，看看丁玲一生接触到的这些男性们，就可以知道，哪一段都少不了她，每一场运动都少不了她，她都有自己的表态。”（孔庆东：《丁玲：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
的确如此。从丁玲最初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延安时期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土改时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到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后写的《杜晚香》以及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等，如同她的经历一样，印证了20世纪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和错综复杂的历程。
1936年，当丁玲从国民党的监狱出逃，几经辗转来到延安后，毛泽东专门填了一首词，用电报发给聂荣臻，请他转给丁玲，这就是著名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之所以给丁玲如此之高的礼遇，除了丁是“红遍上海滩”，并颇受鲁迅看重的“大作家”，还因为当时的陕北“正缺知识分子”。作为刚刚结束完长征，在荒凉的黄土高原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此时最迫切的大概是尽快建立一支“文化的军队”。丁玲的到来，正好满足了毛的期待。
也正是由此开端，丁玲走上了一条同萧红、张爱玲截然不同的写作和人生之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充满叛逆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自觉地融入到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洪流，成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的曲折道路。
对丁玲来说，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痛楚与苦闷。《三八节有感》便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杂文批评了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特权现象，如“首长有选择妻子的自由，女性为了革命利益没有选择丈夫的自由”等等。写这篇文章时，丁玲刚从前线回来。“斗争的火气还没有熄灭”，她在《我们需要杂文》中写道：“有一位理论家曾向我说，‘活人很难说，以后谈谈死人吧’。我懂得这意思，因为说活人常要引起纠纷，而死人是永无对证，更不至于有文人相轻，宗派观念，私人意气……之讽刺和责难。为逃避是非，以明哲保身为原则当然是对的。”但丁玲不屑于做这种人，说“这是我们的耻辱”，并明确提倡要学习鲁迅写杂文，于是就有了《三八节有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老干部的气愤：“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司令……”碰巧的是, 《解放日报》在发表《三八节有感》不久，接着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开始后，《野百合花》被当做“大毒草”遭到了批判，王实味被打成了托派。丁玲也因《三八节有感》受到了批判，但毛泽东明确表示，“丁玲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遂得以平安过关。
几十年后，丁玲在反思这段经历时说：
……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这两起事件的当事人今仍在，可能会想得起来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健康的”，说这话的是江青。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毛主席对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有点，再说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文集》卷五）
从这段话看出，丁玲将自己看作是革命队伍的一名战士，对缺点和毛病提出批评，因为是自己人，所以就顾不上讲什么“策略”和“面子”，但作为一名刚从上海左翼文化圈投入革命阵营的作家，她身上那种似乎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气质如书生气、理想化，个性张扬以及女性的敏感细腻，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会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
其实，这并非应该全部予以否定的缺点，有的甚至是一个作家直面现实、追求真理时最为宝贵的品质。对于已经决心将自己全部交付给革命的丁玲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个不小的难题，从丁玲后半身的经历看出，尽管她一直在勉力而为，但直到死也没有处理好。
《三八节有感》的风波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专门谈到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这当然不只是毛泽东对丁玲《三八节有感》引起的风波的回应，而是对“革命的文艺家”应该持什么态度写作的权威论述，从理论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带着什么感情和态度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阶段，从此，许许多多文艺家踏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涌现出了大批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二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在河北阜平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创作的。由于写的是自己参加土改工作的亲身经验，穷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翻身做主人的斗争实践，使丁玲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我在村里的小巷子里巡走，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这些生气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过战的人，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子就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一次工作汇总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我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那些优点才去爱他们，而是因为我老早去爱了他们，才发现他们特有的优点的。甚至读他们的缺点，我也带着最大的宽容。总之，他们带给我兴奋，紧张，不安定，好像很不舒服，但我感到幸福。我在他们的宇宙里生活着，编织着想象的云彩，我盼望着劳动，我向我自己说：‘动起手来吧，不要等了！’”（《丁玲文集》卷五第391-392页）
丁玲的体验以及她讲的道理，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上讲的几乎如出一辙：“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选集》卷三第80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毫无疑问，丁玲正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这一实践的结晶。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使丁玲体验到了一种与以前全然不同的创作感受。她开始于上海亭子间的文学活动，最初只是一种个人的事业，即便在参加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时，写作对她也是如此。到写《三八节有感》时，文学对她来说也只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言论的权利和工具。而现在，她才真正从心理和行为上将文学创作当成了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再也不只是个人的“事业”了，亦即列宁指出的：“文学事业不能只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4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可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诞生，是丁玲从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充满叛逆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转变为“自觉地融入到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洪流，成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
“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进步，首先要看他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丁玲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重要地位。从上海亭子间的小知识分子，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成长为一个自觉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的文艺家”，这不仅是“延安道路”的成功典型，而且是丁玲个人的成功实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受到的高度评价和丁玲本人获得的各种殊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首次在哈尔滨的《文学战线》1948年第一卷第三期选载，同年全书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出版，不久便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正随蔡畅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的丁玲领到五万卢布的奖金后，全额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1949年1月中旬丁玲回国后，有关她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息及文章可以用“多如牛毛”来形容：《小说》三卷二期上有许杰的《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7月4日《光明日报》上张白的《访问作家丁玲》；7月6日《进步日报》上傅东的《丁玲访问记》；8月20日《人民日报》消息：《文艺报》与《人民日报》昨天举行纪念晚会，丁玲罗果夫等三十余人出息；同日，《人民日报》还有一则消息：丁玲当选国际民主妇联和理事会主席团；10月25日，《解放日报》消息：《消息报》书评推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这部小说已译成俄文；11月19日《人民日报》消息：莫斯科作家招待丁玲，座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1月25日，《人民日报》消息：莫斯科妇女集会庆祝妇联会，丁玲出席演说；《人民日报》报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被译成、俄、德、日、波、捷、匈、罗、朝等十二国文字……
受到如此热捧,大概只能用“红得发紫”形容了。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大红大紫，赢得国内外好评的小说，出版过程却并不顺利。据丁玲自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完后，他最先给了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委宣传部部长周扬看，但过了几个月都没有回音，丁玲就把稿子给艾思奇、萧三和胡乔木看了。艾思奇是《大众哲学》的作者，曾与丁玲一起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主持过工作；萧三是从苏联回来的著名诗人，毛泽东的同乡兼同学；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这三个无论从地位还是知名度都堪称解放区的文化名宿来审读一部小说，应该说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实际上，这三个人看完小说，都给予了一致的好评。“写得好——”胡乔木口气十分笃定，“个别的地方做点修改，就可以发表。”
丁玲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然而，小说出版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在当时是很需要的，这么颇具规模的长篇，在解放区也是难得的。但是，‘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周良沛：《丁玲传》第480—48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富农路线”在当时可是一顶“可以压死人的帽子”。丁玲在感情和思想上都无法接受，也为这顶对一部小说实属“大而无当”的帽子感到莫名其妙。当她后来得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未能在华北出版”，真正的原因是小说中的工作队长“文采”被指影射了周扬，这才恍然大悟：“哦，难怪……”
丁玲和周扬之间的“过节”由来已久。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在左联期间，丁玲和周扬之间并没有在工作上发生过什么矛盾和龃龉。但由于冯雪峰，两人的关系才显得比较微妙起来。冯雪峰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1932年，吸收了周扬进入“左联”，并委以“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1936年5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丁玲和冯雪峰1927年就认识了。那时丁玲已经与胡也频结婚，有了一个孩子，但她觉得，她与也频只是像“小孩子过家家”，冯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甚至公开承认，冯才是她第一个爱上的男人。但最终理智战胜了感情，丁玲没有背叛也频，而只是与冯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可想而知，周扬和冯雪峰之间的政治纠葛，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周对丁以及丁对周的看法。
但丁玲真正对周扬产生“不满”，还是到延安之后。
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提出“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对生活不要“求全责备”。“文抗”的舒群、萧军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据说，丁玲也参加了与这五人的讨论，最后文章发表时才划去了名字。由于不久前《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批评，丁玲认为周扬这篇文章是针对自己的。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萧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据此分析，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丁玲这篇文章，周扬更是不可能不知。
或许是由于以上原因的叠加，才导致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封杀”？否则，像周扬这样一个被视为解放区文艺界理论权威的人，怎么会得出小说中的“文采”是影射他自己的低级判断呢？
此时的周扬已经不是刚从上海到延安时那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他先是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当时边区文协由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掌舵，哲学家艾思奇，诗人柯仲平和丁玲担任副手，没有周扬的位置。直到1940年，周扬才当上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并曾由于在办学方向上受到批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不仅全面否定鲁艺以往的工作，而且以革命意识形态指导文化文艺工作，才开始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此后周扬的逐渐树立了他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阐释者的身份，并进入党的宣传机构，担任了一系列重要领导职务，直至全国解放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
显而易见，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过程中的阻扰，使丁玲从左联时期就埋下的对周的“成见”更加强烈了。直到这部小说出版获奖和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誉，此事在丁玲心头布下的阴影才消散，并逐渐忘记了过去的不快。
几年之后，当丁玲被划为“右派”，“新账老账”一起算时才意识到，周扬对他俩之间的“过节”，从来就不曾忘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