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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国的改革开放整整走过了40年的历程。坦率地说，这4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得并不是很顺利，自始至终都受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干扰与破坏。他们不仅向我国兜售各种所谓理论、学说，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主张，而且还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利用各种途径与方式，企图影响我国顶层设计，甚至还有一些境外机构试图直接插手，干预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制定与实施。尽管他们的这些举动，严重干扰与破坏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这种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全国人民40年不懈奋斗的结果。然而，那些醉心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却恬不知耻，贪天之功为己有，把我们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成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指导的结果。进而更是狂热地鼓吹什么经济学是关于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一般理论，不存在阶级的属性，不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对社会主义都是普遍适用的；还说什么市场经济理论就只有一个，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这是世界上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此外，他们还拿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普适性与所谓科学性佐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大庆，那些痴迷于西方经济学的大家们，也同所有国人一样心存喜悦，希望趁此机会好好地为西方经济学张目、点赞，把它的所谓普适性与科学性的赞歌再一次唱响。在此，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给予深刻揭露与批判，还其本来面目与真实本质，决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

一、关于经济学有没有阶级属性的问题

经济学的阶级属性问题本来是清楚明白，无疑虑可言的，因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者都对此做过无数的阐释。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经济学，有“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之分，二者是根本对立的。[1]12  然而，这些年来，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入侵，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结果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搅糊了。2017年笔者曾著文论及这一问题，立马就会引来了一些人的质疑与批评。如有人说，经济学本来是中性，就因为是被人为地“硬生生地强奸为有阶级性的”了。对此，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奇谈怪论，有作进一步思考与说明的必要。

这里，笔者首先明确指出，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成体系的理论、学说，它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没有什么中性可言。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针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唯心主义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他还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3]5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经典论述告诉我们，社会意识形态不论在何种社会状态下总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也就是那个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类社会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以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不仅会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而且也会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

具体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更是不能例外。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4]12 之所以如此，因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与人们或一定阶级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性问题，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这是决定人的命运或与生命攸关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曾以工人阶级的领袖与代言人的身份向人们指出：“资本、地租（笔者认为，这里的“地租”一词为误译，应该是“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说来是致命的。”[5]49　还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6]15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毫无例外。这个道理，即使是一些痴迷的宗教信徒也是明白的。[4]12　然而，如此重要的道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包括我国的那些崇尚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却三缄其口、秘而不宣，尽量予以掩的盖、回避与否认。他们往往以所谓经济学只是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增长，或是所谓的稀缺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予以敷衍，而从不明确提出所有制问题来。他们这样做，正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本质之所在，同时，也正好从一个侧面暴露了西方经济学固有的虚伪性与欺骗性特征。在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阶级性本质问题是掩盖、回避与否认不了的，它的存在总是一种客观事实。另外，笔者还要问那些醉心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既然你们如此小心翼翼，不遗余力地掩盖、回避与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本质问题，那么，你们在全世界、尤其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卖力推销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理论与政策主张的种种举动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不是在向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推行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阶级本质的一种由衷表演？

然而，马克思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领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公开声明自己的经济学是“劳动的经济学”，是代表全社会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并且自觉地站在他们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入批判、进行《资本论》著述，创立自己科学的经济学。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　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笔者语）的经济运动规律”。[4]11最后，他向资产阶级发出警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831-832　这不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阶级属性的真实而生动的表现吗？同时，不也是马克思彻底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体现吗？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那样的顽固而失去理智来全力掩盖、回避与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本质的，自然也有一批有有理智的经济学家能公开声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如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坦承:“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7]244-245　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也曾坦言:“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8]11　另外，近年来向全球学术界力推《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卡蒂也曾坦率地表示：“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背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符合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不是一个问题”。[9]32　经济学家的这种一定的阶级立场与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说不能不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因为如前所说“存在决定意识”。

上述这些，就是笔者所作的一般性说明。以下，不妨再举几个实例加以佐证。首先，关于价值理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通过批判地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前辈的价值理论的科学成分，并经过革命性改造而形成的。其思想精髓就是，价值是劳动者活劳动创造的，劳动是它的唯一源泉，其量的大小是由劳动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时间的多少决定的。这是对商品价值唯一科学合理的解释。然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这一科学理论却极力予以否定和贬损。他们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价值的创造者或价值的源泉，包括机器、土地及整个大自然，等等。于是，他们便发明了一个荒唐的要素价值理论。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由物的效用决定的；价值量的多少也不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是由效用的大小来决定的。于是，他们又创造了一个离奇的效用价值理论。不论是要素价值理论，还是效用价值理论，都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用以对抗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歪理邪说。

其次，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整个《资本论》就是一部关于剩余价值的完整学说。这一理论告诉人们，剩余价值也是价值，一样也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资本家之所以越来越富，就是因为他无偿占有了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为了给资本家阶级作辩护，说价值是所有生产要素创造的，工人的劳动使他已经得到了他所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价值，剩下的价值都是资本家投入的生产要素创造的，理所当然地归资本家所有。另外，在现在的场合，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并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他的劳动，他劳动一天资本家就付给他一天的工资，劳动一个月资本家就付给他一个月的工资，公平合理。资本家没有无辜占有工人的所谓剩余价值，因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的解释。

以上两例皆是过去的事例。以下，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现实。比如，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众所周知，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所有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还有着重要作用，因而毫不动摇的鼓励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我们还应当明白，私营经济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它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其企业主用如果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术语来表达他们是资本的所有者，因而应该称他们为资本家。而在我们今天不这么称呼，一般称之为企业家或企业在。这同一个对象，同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完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称谓？这算不算是经济学阶级属性的一种表现？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所谓企业家才能。在我国当下，人们格外重视人力资本，尤其重视所谓企业家才能，认为这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宝贵财富。当有人批评企业分配存在严重不公时，一些经济学家们便说，企业家参与经营管理也付出了劳动，并且是复杂劳动。既然如此，那他们就应该获得一份比一般工人更多的报酬。另外，企业主的才能还是资本，因而，他除了获得劳动报酬之外，还应该获得一份经营才能这种资本的收入。问题还不至于此，企业主的经营才能还表现在其抗风险的能力上，因而，他还应该获得一份抗风险收入。如此等等。总之，企业主得的再多都是必须的、正常的，工人得的再少也是应该的、合理的。这种情况，反射到我们的国有企业，不合理的事情也是一样地存在。那里的经营管理者，除了比一线工人拿更多的工资外，还有期权收入与所谓的职务津贴，其全部所得要高出一般工人的几十倍、上百倍，乃至更多更多。这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也是必须的、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管理才能也是资本。

然而，所谓人力资本只是企业主和国企的经营管理者有份，而唯独工人没份。有人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分配不公，就提出了劳动力资本化的主张，要求将所有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一律资本化，以与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同等的身份与资格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① 然而，这一主张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虽然得到了不少学界朋友的认同与支持，但也遭到了那些崇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鄙弃与无声的反对。难道说，这不是经济学阶级属性的一种表现吗？

又比如，关于我们的国有企业。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然而，在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却与此背道而驰，借国有企业改革之机竭尽全力对之泼脏水，诸如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国有企业管理落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国有企业创新不足、国有企业扭曲市场规则、国有企业滋生腐败；此外，还有人污蔑国有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等等，凡能想得到的统统都抛了出来。于是，这些经济学家们便纷纷提出高招，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去，把地盘让给所谓民营企业，或者卖给私人老板，尽快实行私有化；还有的经济学家著书立说，利用我们的新闻出版机构出版与兜售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② 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难道说，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主张不带有阶级的属性吗？

上述可见，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是从西方经济学家的立场看，经济学都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科，它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凝结和利益关系的表达，也是经济学家阶级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展示。那种把经济学当作所谓“中性”学科的看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应该坚决予以摈弃。

另外，有人说：“从《论雅典的收入》，到亚当斯密，再到马歇尔，到凯恩斯，再到现在的各流派，核心问题是市场还是政府，是稀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问题，何来阶级性？”

对此，笔者必须首先指出，这些朋友所说的这般经济学家，都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更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只要他们生活在地球上，就绝对是一定阶级的人，并且还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思想、理论都是为其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存在所谓“何来阶级性”的质疑。请看：色诺芬的经济学，就是告诉奴隶主如何训练奴隶、更好地使用奴隶，以及有效地管理奴隶经济的一系列主张与做法的理论概括；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是倡导在国家“守夜人”的保护下，由资本主导市场，利用所谓“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有利配置，以实现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凯恩斯的经济学，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危机，挽救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为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包括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所作的总结与理论抽象。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理论，尽管五花八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现代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如何避免周期性、应对滞涨、消除失业、缓解劳资矛盾等，为资本主义寻求永久太平所作的理论诠释与政策建议。如此而已。这难道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不具有阶级属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