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7日出版的第30期《财经》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访谈文章，通过介绍马克思1850年后观点的变化，说明马克思后来形成了一些大家还不了解的思想。张光明教授对访谈做了批注，指出其中包含大量常识性的错误，这些批注经王炼利女士整理后发表。[1]

一方自认为“发现了新大陆”，另一方认为根本站不住脚。如果再无后文，就学术争鸣来说，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但在当前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有些人歪曲了张先生和王女士的观点，一再试图把争论引到别的方向。《财经》杂志的访谈也仍在被一些人以种种方式散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最高纲领的学说。这对争论双方都是不公正的。尤其是，《财经》杂志的观点庞杂含混，在历史转折之际极易引发种种联想，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误解，因此有必要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做出澄清。

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1893年5月11日，《费加罗报》记者对恩格斯进行了采访，访谈记录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谈话》为标题发表在5月13日的《费加罗报》，并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1893年5月20日的《社会主义者报》第140号。恩格斯认为，这份访谈记录“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2](p.653)恩格斯没有想到会有人利用这篇访谈大做文章，更不可能想到把这种倾向推到极致的恰恰是他寄予厚望的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歪曲了恩格斯的思想，试图通过说明“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论证修正主义的正确性。不幸的是，伯恩施坦得逞了。

修正主义者靠的是歪曲和断章取义。恩格斯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本来针对的是社会民主党在参加议会选举中有没有“最终目标”的问题。恩格斯回答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对此，记者说，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理论的时候“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反驳说：“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3](pp.561-562)显然，恩格斯说“没有最终目标”，指的是“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之后，“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预定看法”。恩格斯丝毫没有否定“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这一目标，更不认为这一目标遥不可及。

后来的其他文献不断证明了这点，比如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给朱·卡内帕的信中，明确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它的根本特征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666)伯恩施坦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在恩格斯看来，“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而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一最终目标能否实现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也是这样,有观点认为，1850年以后，《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说法已经过时了，从而否定《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这是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必要性来论证修正主义的正确性。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有人试图借机从中得出修正主义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这是一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伯恩施坦这条恶龙相比，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们不过是一些小爬虫。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他们多数人不得不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采取歪曲、篡改的方式攻击马克思主义。诡异的是，伯恩施坦至少还受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和卢森堡、列宁这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堵截，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们却几乎畅行无阻。

小爬虫当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爬虫所携带的细菌和病毒。如果不做好预防，它们将带来一场瘟疫。连曾经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在修正主义的攻击下沦陷，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欧洲大本营。因此，回顾历史，总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那场修正主义瘟疫的教训，研究修正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危害，重申马克思主义政党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已经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务之急。

一、伯恩施坦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纲领

1850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对《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等于修正主义，因为这种修正也可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会导致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始终没有过时。既然如此，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观点的修正做文章，为修正主义辩护，就是徒劳的举动。伯恩施坦正是这样做的。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从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出发，公开列出了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早期称为“纯粹科学”，后来称为“基本思想”)和需要修正的非基本的观点(他称为“应用科学”)，并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然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的理论说成是应当加以抛弃的非基本观点，并由此出发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的主要贡献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看法来自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两大科学发现”的观点，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伯恩施坦对这两大科学发现的阐发上。伯恩施坦注意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论述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他在引用这两篇文献时却阉割了核心和基本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在《序言》中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那段著名论述，特别列出了最后的两句话——“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然后说，“结句和前一句中的‘最后’一词是无法证明的，却是多少有些根据的假设。不过它对于这一理论来说也不是本质的，不如说它已经属于应用的范围”。[4](p.142)

伯恩施坦在这里“掉了一个枪花”。关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论断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它们是“无法证明”的吗?如果轻轻地放过这个“枪花”，那么，所谓“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4](pp.68、412)的断言也就被事先放过了。

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强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坚持的观点。后来批判修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走向另外一个片面，用人道主义来批判修正主义，正是抓住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5](p.197)显然，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人类发展的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一“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后的“人类社会”。同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p.502)就算这是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观点，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最后一种形态的论述，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的“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①显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打算放弃的一以贯之的观点。能够借口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变化而否认这一不变的观点吗?

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支点，放弃了这一支点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自以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正修正是否定了所谓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既然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并不必然灭亡，那么共产主义能否实现，自然就存疑了。伯恩施坦强调，恩格斯晚年已经明确指出，经济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合力”，包括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合力论从来没有否定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伯恩斯坦如果仅仅是在“反作用”的意义上谈论道德和法权，那还不能说是修正主义，问题在于他借机取消了“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界限，试图以康德式的伦理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用伯恩施坦自己的话说，“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4](p.150)什么是“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自然科学中的哪个“决定论”原理是不需要条件的?伯恩施坦故意把复杂因果与简单因果相混淆，好借助于“条件性”把“决定性”本身否定掉。他期期艾艾，想说的无非是康德说过的话——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不同的性质;自然界有规律可循，人类社会没有规律可循。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找借口否定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对于剩余价值理论，伯恩施坦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击策略：把它说成一种“抽象”，不具有现实意义。他不理解历史科学的现实即“历史的真实”同知性自然科学中非历史的事实的区别，只承认“剩余劳动”的事实，不承认“剩余价值”的现实，从根本上否认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和作为剩余价值实体的剩余抽象劳动的现实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伯恩施坦只承认个人和个人劳动，不承认在个人之外存在的“社会”整体和社会劳动大于个人劳动之总和这一事实。由此出发，他只承认“个别商品或商品种类的价值”以及个别的剩余劳动，不承认“社会总生产的价值和这一价值超出工人阶级工资总额的余额，也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部的社会剩余价值”。[4](pp.178-179)伯恩施坦居然说：“按照上述的样子理解的价值也是一个纯粹思维的事实，与哥森-杰冯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并无不同。二者都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但是二者都建筑在抽象上面。”[4](p.179)这表明，他完全不理解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把它同自然主义的所谓“事实”混淆起来。这就是实证主义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的狭隘经验主义混淆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历史科学的“现实”的后果!

伯恩施坦歪曲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结果必然是只承认单个个人和社会局部的真实性，从根本上否认“阶级”和“社会”总体的存在，把它们说成是人们的“抽象”。伯恩施坦明确地说：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是由工人的思想方式决定的，“真正的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思想方式，因为这种思想方式正和他的阶级地位是相应的，但是这种思想方式并不单纯就是他的生活境况的产物，而是由现代各个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生活境况特征的概括中，也只是由那种概括中派生出来的。因此，以这种思想方式为基础推出的关于国家、社会、党派等的观念，必然还常常和未受到理论影响的工人对这些事物所抱的观念不同。所以，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观点’对无产阶级本身说来首先是一种空论”。[4](p.82)连“阶级”和“社会”都被否认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这就难怪他要拼命攻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了。

伯恩施坦的错误有其认识论根源：当时很多人像伯恩施坦一样，并不真正理解辩证法。恩格斯认为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有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自己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是辩证法，列宁更是认为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读懂《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而伯恩施坦竟然说：“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4](p.163)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主张用概念思维，而不是凭感觉去猜测，这成为科学思维与常识思维的分水岭，而伯恩施坦居然说：“今天，根据概念来进行构想，在自然科学中已经普遍地得不到人信任了!”[4](p.356)连概念都不承认，难怪伯恩施坦无法理解辩证概念、判断和推理，总是凭感觉下结论。针对考茨基是否承认“一切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斗争”的质问，伯恩施坦干脆耍起了无赖：“对此我首先要提出这样的反问：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之上的社会将成为什么呢?难道在这种社会中再不会有什么发展了吗?”[4](p.359)对此，我们不得不问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消除了由私有制带来的对立，所谓“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也只是说由阶级对立带来的不和谐和破碎状态已经消除，难道是说私有制之外的矛盾也都消除了吗?

伯恩施坦的错误还有其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尚未到它最后的瓦解阶段;对于有些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甚至还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他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以后观点发生了改变，认为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不会很快到来。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只是因为他们先前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判断是错误的。马克思1850年以后工作的重心正是研究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试图为它找到自然科学一般的精确性。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成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是过剩经济，特别是资本过剩。《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达到了过剩经济水平，而且还是相对过剩。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界限，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绝对过剩还远没有达到，这决定了，《共产党宣言》的危机理论还非常初步。但到《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分析使对资本主义灭亡条件的研究达到了量化的水平。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是能够带来利润的货币，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重新变回货币。由此，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就不再是《共产党宣言》中那种“抽象的历史信仰”，而成为经过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在此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扩张阶段，存在自我改良的可能性。这是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社会根源。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之所以得逞，除了有其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外，还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教条主义相关。形势在变化，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和发展，但是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考茨基却是个教条主义者，没有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不出因应形势变化而发展的政策主张。在实践的发展最需要理论指导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却和实践脱节了。这必然使错误的政策主张越走越远，从而为修正主义的流行大开方便之门。当时真正能够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代理论家如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还没有成长起来，而等到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修正主义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扎下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