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美国激进运动(上) ——星火燎原-激流网

美国的左派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比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n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更具有自我批判性的团体。自从那个组织在1969年崩溃了以后,它从前的成员就开始了无穷无尽、如潮般的自责。

有些批评是来自那些有自我意识的变节者,比如《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的特约编辑Paul Berman。Berman是SDS的一个1968年的来自哥伦比亚的成员,他指责这个团体“堕落到的暴力与非理性之中…最后拥抱了极权主义的教条”。他还讽刺道,后期的SDS应该被叫做“学生争取独裁社会”。甚至乎不太乐意痛打自己曾经的同志的那些人,都公开表达了对60年代后期的激进主义的后悔。James Miller曾经对“关于人性以及由许多激进派所持的关于好社会的设想都感到深深的怀疑”。Mark Rudd,一个SDS的“气象员”派(Weatherman faction)注一的成员谨慎地指出“我们正中FBI的下怀...我们也许有些人还在他们的成员名单上”。

当然,在某个层面上很难反驳这些看法。试着想象这么一场集会,学生们分裂成了两拨,一拨高呼着“胡,胡,胡志明!”,另一边喊着“毛,毛,毛ze dong”SDS的确堕落成了一幅左翼滑稽讽刺漫画。

但是,如果SDS的前成员明白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就不会那么清楚为什么出了问题。这在Berman和Miller的说法中更加显眼,他们强调SDS成员在各个不同时刻所持的想法。SDS的前成员仍旧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组织是统一的,运动的路线是由学生们决定的。

可是,理解SDS不能只是理解学生,而需要在更广阔的的层面上认识美国左派在60年代面临的两难境地。在那些年里,那场新的激进运动,最主要是被在越南的屠杀所引起的反对情绪所驱动着的,它发现自己完全与工人运动隔离,而后者则被反共大清洗拔去了尖牙利爪。其结果是这场运动失去了能实现它理想的社会力量。于是,随着SDS成员们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力量来替代工人阶级,从学生到黑人革命再到第三世界游击队,那些理想本身就在不断流变。

SDS警告着我们抽象政治理想的脆弱性,以及当历史来敲门的时候,这些理想是多么容易被重塑。

(一)劳动青年

在1960年1月,产业民主学生联盟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SLID)的成员决定要换一个更现代的名字,这样,SDS就低调地诞生了。SLID是受人尊敬的产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LID)的青年团体,它作为美国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一小部分走过了整个50年代。在这个潮流中,有些政治观点是不证自明的: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形式,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第二,执着于工会运动,这对于Walter Reuther的左翼自由主义灯塔、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来说是这样,或者勉强来说对于AFL-CIO的首领George Meany的朴素企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补注一)而言,都是如此;第三,把民主党看作改革的政治工具。

民权运动在50年代后半段取得的进展给SLID的社会背景的基础带来了第一道裂缝。社民派是这场运动最早的忠实拥趸,而且是依旧十分迪克西化(Dixified 注二)的民主党内的种族平权斗士,尽管如此,在南方的运动,伴随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隐晦地引起了对通过选举和集体劳资谈判来获取社会进步的信念的怀疑。SLID的新名字,“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被赋予了黑人运动的强烈情感——对于美国的所有宣言来说,它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SDS的第一项议程是在1960年春季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组织一次会议,会议主题为“北方的人权”,目的是支持民权运动。这次会议运气不错,因为会期前几周南方爆发了学生静坐抗议。会议带来了那次静坐的几位重要人物,来自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Bayard Rustin和来自种族平权议会的James Farmer,他们跟年轻的学生行动派一起讨论。尽管会议没有达成实际的行动方案,它仍帮助团结了民权运动,使其成为SDS的第一事业

会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议:聘请一位年轻的密歇根大学毕业生,Al Haber作为它的全职员工。不像后期的那些SDS的大人物,Haber不是一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也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组织者,他有着精力和冲劲,在把SDS打造成一支新的行动派势力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Haber把组织的重点放在公民权利,并致力于把贫乏的资源用于为斗争服务。他建立了一个关于公民权利的SDS简报,在一年内就有超过一万人订阅。他也带领组织反对雇佣歧视而抵制西尔斯公司(Sears, Roebuck & Co.)。在11月份,SDS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共同编辑了一份SNCC的有关选举的特殊论文,《学生之声》(Student Voice)。在全国各类学生会中,Haber与各种运动支持者联系,建立了SDS的形象和名声。

在1961年,SDS聘用了Tom Hayden来担任外勤人员。Hayden刚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在亚特兰大工作,担任SDS的现场记者。他秋季到达亚特兰大,正好撞上了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当时SNCC正在深南部开展一场选民登记运动。在此前的夏季,SNCC的行动派就在密西西比州的麦库姆市设点来登记黑人选民,为了对抗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

随着反对这场运动的暴力逐渐升级,Hayden飞到杰克逊市(密西西比州)来为这场斗争吸引注意力。但他自己很快就成为了暴力的目标并且被迫离开密西西比州。不久后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一本题为《密西西比州的革命》(Revolution in Mississippi)的SDS小册子。Hayden对麦康姆市的学生行动派的记述将很好地描述他那一代人对SDS的企盼: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只要抗议,还要寻求社会变革,也就是革命。他们决定了现在就要行动——不是过一会儿,也不是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之后,更不是在我们得到法律保护和诉讼费用有保证之后——才要为了社会正义,为了自由,为了大众的生活,为了给那被奴役的创造尊严,因而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在必要时献出鲜血和躯体。”

在这个早期阶段,SDS始终与工人运动如影随形。LID,也就是SDS的母组织,曾得到工会的大笔赞助,这让他们成为SDS的间接赞助人。SDS自己也从工会那里得到数额不小的直接赞助。雇佣Al Haber也给组织带来了来自UAW的一万美金拨款。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的产业工会部(Industrial Union Department)推进了SDS的筹款计划,并且把他们的印刷机借给这个年轻的组织。Walter Reuther自己则称赞这个组织为“为美国进步力量献身的先锋学生组织”。

相应地,早期的SDS行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看法比较积极。Haber的父亲是密歇根的一个劳动仲裁员。当Haber推动SDS在抵制西尔斯公司中积极行动时,他写道他希望这起事件将“对工人的自然联合和民权运动发挥积极作用”。Sharon Jeffrey,团体里的另一个领导人,是Mildred Jeffrey(一位UAW的高级干部)的女儿。SDS在纽约的小分会支持了1962年报业罢工,认为这种支持“应该是(团体的)自然反应”。

甚至在将来会成为老左派跟新左派离心离德的一个标志的Hayden也赞许地倾向于工人。在给Reuther的一封信里写道“工人运动仍然是未来推动民主制度和通过平等主义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推动力”。然而,这段关系并非那么顺畅。尤其是LID不安地旁观SDS参与公民权利的激进行动,毕竟LID只是一个一个非营利教育机构而已,它的免税待遇会受到这些政治行动的威胁。

SDS参与抵制和团结的示威超出了LID领导层对这个组织的大概想象。当LID发现Haber想要把这团体变成某种北方的SNCC,它就试图把他赶出领导层。可是Haber岿然不动,还利用他父亲在工人运动里的关系,成功说服LID的领导层让他继续干下去。

SDS由此成了工人的孩子。它早期是靠着工人运动的慷慨捐赠而维持下来的,它那时的意识形态也是严格局限在美国社民主义的范围以内。所以,SDS后期的狂乱的原因不在于它没有重视工人阶级,而在于为何这段一度强大的伙伴关系未能持续到60年代。

(二)超越社会民主主义

任何此问题的答案都无法回避密歇根的休伦港市。1962年6月,SDS在那里发表了《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这是份早期的明确的文件。那时候组织已经发展了两年,获得了一堆有组织的分会和八百个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缴纳会费的成员,现在是时候该明确组织的目标了。召集6月的这次全体大会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而Hayden负责起草一份文件来作为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为了保持SDS在工人里的群众基础,会议射在里休伦港的一片属于UAW的野营地。

这份宣言是新兴的学生激进主义政治的一个非凡的升华。它毫不知觉地具有中产阶级性质,反映了它的作者和读者是“生于小康之家”以及“住在象牙塔里”。然后,宣言有点自以为是地宣布“新的左派不能仅仅依靠‘酸痛的胃注三’来做社会变革的推进力量“。与直接抵抗国家相反,在60年代早期,——种族主义、企业统治和核武器威胁——一种价值观的革命是必要的。不出意料,宣言的作者们认为学生是发动这场革命的主导者。

今天,这些情绪令人绝望地不再能引起共鸣,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来不会踏足大学校园。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为何这种分析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如此令人信服。首先,有人口统计学上的事实表明从婴儿潮开始青年人口暴增。这与战后的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代数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大学生。60年代是美国第一次出现大学生数量超过农民。在这样的语境下,学生生活的实际和大学的社会环境看起来像是一种新的力量来源而不是一剂通向孤立的毒药。

60年代早期也是的美国社会凸显一些标记我们今日政治环境的病理特征的时期。那些年里人们的生活标准不断提升,这一切由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工会密度高达30%的的工人运动所支撑起来的。不像我们时代的灾难性不平等和破产的经济政策,总之那些年里体制看起来运行得太过高效——问题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无法操控这个体制。在Hayden看来,绝大多数的人对机械的美国制度感到疏离,并逐渐远离面对真正社会问题所必需的那种公民生活。SDS建议的那种价值观革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然而,这些不可否认的中产阶级冲动与对为取得进步政治的工人运动的中心地位持续认可同时存在着。宣言关于工人的部分开头就频繁地把“大工人阶级”跟“大公司”等同起来,并认为这是扭曲至极的。相反,它宣称“进步就 v是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充分利用工人运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工人的首要难题是大公司成功地遏制了运动的未来扩张。在这个语境下,宣言凭借不小的理由认为,工人把自己看作压力集团(向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大众导向(的团体)”“一千八百万个成员向全美股提出政治要求“。宣言总结道,工人将会成为创造一个更进步的国家的重要部分,但他们也需要价值观的革命。

《休伦港宣言》激起了SDS的同盟者的激烈批判,他们把自己的政见与工人俱乐部(house of labor)联系起来的。然而,他们的批判并不集中于这份文件中关于工人的十分温和的批评,而是更侧重于共产主义的问题。这个话题在6月份就出现了,甚至早于宣言的起草。会议委员会投票委派,Jim Hawley来当观察员,他是一位18岁的(美国)共产党青年团体成员。对此LID的领导们(Michael Harrington)的回应跟就像气得脑中风一样。而贯穿全文的对反共主义的猛烈攻击则加重了这一情形,这些攻击被指责为鼓励支持国外独裁者和在国内实施令人窒息的政治整合。对于Harrington 和其他人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他们看来最为来之不易的30年代的那个教训被糟糕地遗忘了——斯大林主义者必须被隔离到进步运动之外。

Haber和Hayden被传唤到LID的一个委员会面前来讨论这个话题。对于SDS的乘员来说,被传讯到那儿去回答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有着特别的讽刺意味。然而这种讽刺意味不太被质询者欣赏,他们用直接的质问来攻击Haber和Hayden,比如“你是不是也会把位子传给纳粹?”

SDS成员的回应未能触动质询者,LID打算管制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它暂停了Hayden和Haber的工资,宣布SDS以后所有的出版物都要预先得到LID的批准,并且换了纽约办公室的门锁。这场危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逐渐平息,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萨拉劳伦斯学院的校长Harold Taylor和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发言人Norman Thomas。但是学生左派在社民派眼中的形象已经遭到不可修复的毁坏。对于左派来说,比起他们想要改变的社会症状,要求对与共产主义者有关的行动派进行隔离的要求,以及对苏联固执的敌意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如Hayden多年以后说的那样,那个夏天的经历“教导我社民分子一点也不激进,而且在激进运动中不可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