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各人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
自从2006年我开设了个人博客，就开始质疑转基因技术。这在国内互联网上应该算是很早的。但是，挺转、反转常常被互相妖魔化，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真实的观点往往被淹没。因此，近几年我已懒得再对此问题发声。2010年，我写了《转基因与核武器》一文，明确了我对此的观点：要研究、要掌握、要试验，但一定要慎重。如今，我的观点依然不变。
《转基因与核武器》一文将生物技术的新发展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不太平的世界上，我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现代高科技很多都可以用于战争和其他军事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紧密或不太紧密的技术，米国都禁止对外出口、转让。当然，对于不同的国家，米国的限制也不同。对于中国，米国的限制较多，甚至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转让技术也受到米国的阻拦。
生物技术可以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日本的731部队，再到近来的中东动乱，都可以看到事实，不用多加论证。但奇怪的是，米国针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高科技禁令，似乎对于生物技术不起作用，而是一个劲地将以转基因或基因技术为主的生物科技描绘成无害的、有益的，拼命向米国之外推销。这是为何？
从米国开发核技术到太空技术、网络技术，除了核心武器级技术外，还有很多是可以民用的相关技术。我们看到，即便是上述属于周边性的外围技术，米国都是自己掌握、自己开发、视对象不同而有限转让。而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似乎并不这样。就基因编辑技术而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与美国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就看谁先有突破。在我看来，这当然有近几十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科技进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常被人忽视，这就是生物技术的特殊性。
生物技术除了武器级应用外，还有很多是医药性的应用，这也是它备受关注的原因。大量资本投入其中，随时准备大赚一笔。然而，医药技术有一个瓶颈是绕不过的，就是必须对人做应用实验。其他高科技的应用西方国家都可以自己关起门来做，成功、失败都可以自己承受、消化、享有，但在生物技术上，多少有点麻烦。因为生物医药技术的试验对象即便可以用小白鼠代替，最终也绕不开在人身上做医药试验。对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相当严格的规定，造成的结果是，如果严格遵守西方国家的制度规定，完成一项医药试验，在西方将耗费极高的成本和漫长的时间。因此，长期以来，为了避开西方国家内部的制度规定，西方医药公司便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惯常做法，就是到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做医药试验。表面说，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制度不规范，有漏洞可钻。深层次地说，就是不把第三世界的民众当同样的人，谋取商业利益。
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曾写过文章，内容是米国自己揭露他们的一家医药公司几十年前在拉丁米洲某国的一项医药试验，即治疗梅毒的一种药物。说起来是好事，梅毒与生活糜乱的关系是社会道德层面的，不去说它，至少，当人们得了梅毒，有药可治，而且还快捷、安全，这是一件好事（以便放心地糜烂下去）。那么，米国医药公司如何做梅毒药物试验呢？他们在拉米某国找了一所监狱，贿赂监狱管理方，然后雇妓女进入监狱，为犯人免费提供性服务。这简直可以说是最“人性化”的监狱管理了吧。然而，藏在背后的“科学行为”、商业行为的关键是，妓女是携带梅毒的。于是，犯人被传染上梅毒。于是，医药公司可以设置对照组，使用和观察他们发明的新药物的效果。很显然，这件事情在米国或西方国家内部是很难做到的。在米国或西方国家的常规做法是寻找感染梅毒的志愿者来做药物实验，那将耗费巨资和很长的时间。对于商业来说，时间就是效益，所以必须降低成本。不把别国民众当同样的人，心安理得地利用别国较差的人权水平而获利，就是最便捷的方式。
此外，所有的医药试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如果失败，对于参加实验人员的赔偿、补偿也是一个问题。虽然米国和西方医药机构在国外的医药试验有时也会有“知情同意书”之类，限定此类医药试验的权利义务，但对于非西方国家的试验对象来说，权利义务的对应条件与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在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实验中，我们看到其“知情同意书”的模板来自米国，而具体条件与米国常规条件相比，有哪些修改，可能需要专业人士详加比较鉴别。
就技术来说，一组数据，一个“行”或“不行”的结论，一个新发现的连带问题等，对于试验、应用和结果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不针对人的技术，西方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做，成功、失败的数据、结论都由自己独享，不用告诉别人。而涉及到人的技术试验，但在西方的严格制度下，获得此类数据和结论的成本太高。而在非西方国家，就能较便宜地拿到数据和结论。所以我们在贺建奎的实验中看到国内外都有人说：这并不是新技术，只是在西方没人敢做。这个细节也告诉我们，虽然表面上看在生物医药领域中米之间的差距不大，但事实上核心技术方面西方未必会拿出来、告诉你。从武器级别的应用来说，反正就是杀人或伤人，用动物试验基本可以完成，不必在乎负作用之类。而如果拓展到治病的具体应用，限制条件就会很多。西方便会将较为普通的技术拿出来到非西方国家做人体应用试验。
米国和西方医药公司在非西方国家利用当地政府的监管疏漏和当地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而从事公开或隐蔽的医药试验，并不是秘密。好莱坞电影对此都有体现。中国对外开放后，这类现象也进入了中国，媒体早就有所报道，但往往不太引人注意。因为西方医药公司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媒体操控能力。这类报道几乎不可能进入头版头条而引发重点关注。
生物医药领域早已明明白白地被宣布为下一个千亿级别大产业。无数资本对此垂涎欲滴。缺的就是放开手的人体试验，一旦有所突破，很可能就会诞生下一个亿万富翁、世界首富。过去，西方医药公司在非西方国家做医药人体实验，技术差距相当大。非西方国家即便参与，也无法与之竞争。而在当今生物医药领域，说起来中西方差距不大，实际上是中国国内某些人也跃跃欲试地觊觎那块大蛋糕。对于西方来说，无非是让利、分享的比例调整一下。在近日爆发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我们看到贺建奎名下的多家企业中，他的个人股权呈现较为复杂的状态，有20%，有40%，还有其他状态。怎么理解？在我看来一种解释是，西方最初与贺建奎合作的企业，贺建奎的利益比例不高。于是，他令人眼花缭乱地搞出一堆企业，再用复杂的商业操作手段，试图将最大利益留在自己手里。也算是与西方主子的斗智斗勇、勾心斗角。
利用某些中国人的贪欲和私欲，将在米国或西方不能做的事情，偷偷拿到中国做，很廉价地获取成功或失败的数据，这是生物医药领域早就已经出现并愈演愈烈的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这也是我们在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已经能够清晰看到的巨大阴影。我认为，贺建奎事件所暴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治病救人的失败数据，实际上等同于杀人伤人的武器运用，那么，这一行为就不仅仅是利益、伦理问题，更是一个战争和政治问题。
【刘仰，察网专栏学者，著名作家、评论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刘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