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Paul D'Amato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编辑）
译 / 陈韦纶、张宗坤、岑建兴
苦劳网按：此次大选有许多工运人士投入参选，但也有工运人士表态反对选举路线，究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选举与民主代议制？
对于见证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胜利的恩格斯而言，一方面肯定议会选举对于政党拓展影响力与衡量工人实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相信能取得议会多数完成社会主义，而放弃阶级斗争的政党领袖们表达批判。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而言，工人阶级无法利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的议会与其他既有的国家机器，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批判的罗莎·卢森堡进一步指出：即便社会主义者在议会取得多数，统治阶级仍会在必要之际召集军警与官僚等其他国家机器对付议会。近代例证是民主选举产生、智利阿叶德的左翼政权惨遭军事政变颠覆。
然而，这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扬弃选举与议会，一如列宁认为在非革命的社会条件下，消极杯葛没有意义。在新自由主义几乎全面胜利、社会主义被宣告失败的当代，越来越多人认为我们最多能做的，就只是「修补体系」。在两党制的国家，群众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选择袖手旁观，而社会主义者或是第三势力提出候选人时，往往招致「分散选票」而无法集中火力打倒主要敌人的批评。但是，一如恩格斯对于美国的分析中认为，社会主义者提出第三方案，至少能让工人阶级以选票抵制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创造机会。
原文标题"Marxists and Elections"，刊载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网站。
马克思如何看待选举与民主代议制？（图片来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参选与代议制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曾经发展或并存两种原则，并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其中一个是改良主义，主张现代的代议制政府提供工人阶级一个机会，选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政府，并藉此完成社会主义。这样的看法强调和平且渐进地过渡至社会主义，并将竞选活动与社会主义当选官员的事业当作是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活动。另一股潮流则由马克思与恩格斯首先提出大纲，之后由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列宁详细阐述，他们主张以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为基础，利用革命方式推翻国家，并以新的工人权力机构取而代之。
改良主义的潮流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蔚为风潮，曾与恩格斯合作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曾在「进化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这个惊人的著作中写道：
社会民主的任务是在政治上组织工人阶级，以及将他们发展为一个民主组织，并为国家一切改革奋斗，这些改革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以及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
然而，即便是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重要的理论先驱与伯恩斯坦观点的批判者，基本上也将「赢得政治权力」等同于攻占议会。例如他在1912年写道：
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一直以来未曾改变：透过赢得议会多数并将议会提升至指挥国家的位置来掌握国家权力，而不是摧毁国家权力。
考茨基认为街头抗议与罢工这样的群众行动是不正常的斗争方法，并且指责对于这类方法的强调是「片面」的，反映了「群众行动的痴呆症。」
在早期的社会主义传统中，这两种倾向经常彼此混淆，因为改良主义者与革命份子都采用工人阶级「赢得政治权力」一词，形容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国家、议会与选举的看法
终其政治事业，马克思与恩格斯总是主张，无论其规模或是发展阶段，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必须独立组织，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政党」，一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那样。
就在几个月后，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之际，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一小群社会主义者的领导成员身份，并且作为基进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参与了德国的革命。同盟当时在整个欧洲只有数百位成员，不足以宣称自己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但在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认清由于基进中产阶级懦弱与踌躇的本质，工人阶级有必要独立组织，才能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建议，在革命的未来进程中，工人党与「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并肩对抗其欲推翻的集团」，同时也「反对他们的一切，藉此巩固自己的位置并追求自己的利益。」
除了自我武装以及组织集中而独立的俱乐部，工人党也应该推派候选人，参与革命起义后德国为创建国民议会而举办的选举：
即便不可能当选，工人必须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计算自己的力量，并且将他们革命的态度与党的立场展示给大众。因此，他们不能被民主党人的论点所诱惑，例如：这样做将会分裂民主党，让反动势力有机会获胜。这些言词的最终目的是要欺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藉由这样的独立行动获得发展，这比反动势力进入代表机关所产生的损害还要重要。
拒绝投票给左翼或社会主义候选人，理由是他们无法获胜，因此将有助于右翼掌权，是反对美国两党制观点长久以来遭遇的主张。恩格斯在1893年一封写给美国同僚的信中指出，在美国，工人党的组建被宪法阻碍。「这套宪法...让每一张投给两个执政党候选人以外的选票，看起来都像是一种浪费。」
马克思的三月文告在革命高潮退却后被搁置。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有生之年，他们见证德国第一个群众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建立，并且利用德国议会，即帝国议会（the Reichstag），来推进其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1875年时，由两个不同的政党合并组成，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另一个则建基于「藉由与普鲁士国家妥协来赢得改革」的原则。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是他们的政党，但是打从一开始，他们就对它的政治缺陷保持批判，并且完全反抗任何淡化其工人阶级性质的企图。
早在1879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了一封通函给党的领导者们，质问党是否被「议会病感染，认为圣灵将通过民众选票倾注于当选人之上。」通函也抨击一篇由伯恩斯坦共同撰写的文章。该文赞许由「所有对人类充满真爱的人」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想法，并且批评那些将运动限缩至「产业工人为促进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的人。这篇文章呼吁该党保持「冷静、清醒与深思熟虑」，以确保它「不会高举红色幽灵来吓跑资产阶级。」文章也要求由「有教养」之人代表该党出席帝国议会。
马克思与恩格斯抨击作者们，认为他们如果意图「利用公职打击该党的无产主义性质」，就应该离开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伯恩斯坦与其他人而言：
他们并未弃绝纲领，只是无限期推迟。他们接受纲领——只是不是在他们有生之年，而是遗留给他们的子孙完成。他们也将「所有力气与能量」投入各种琐事之中，修补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如此一来，至少看起来做了些什么，同时也不会惊动资产阶级......
过去近40年，我们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革命的巨大杠杆；因此，我们不可能与试图将阶级斗争自运动中抹除的人们合作。在国际创立之初，我们清楚地建立了战斗的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完成。因此，任何人如果公开宣称工人过于无知因此无法自我解放，必须通过上层与中下阶级里头的善心人士才能完成，我们都无法与之合作。
恩格斯在世时，见证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成长。1884年，马克思去世后一年，该党得到超过50万的选票。到了1890年的时候，它的得票数增加一倍，并在1898年再度翻倍。1912年，该党获得超过4百万的选票。「反社会主义法」于1878年至1891年间生效，目的是遏止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实际上却增加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的声誉。恩格斯为该党的成功感到激动，认为议会选举是政党拓展政治影响力与党员的绝佳方法。189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著作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引言中，如此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帝国议会选举的重要性：
如果普选权并未提供其他任何好处，最起码它让我们每三年计算自己的力量；当我们的选票有规律地成长，甚至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增加，它增进了工人们对于胜利的确信，同时也让对手越来越沮丧，因此（普选）成为我们最佳的宣传方式；它准确地告诉我们自身与所有敌对政党的实力，因此提供我们一把最佳的比例尺，衡量我们的行动，使我们免于不合时宜的怯弱以及有勇无谋。如果这些是普选提供给我们唯一的好处，那也十分足够了。但是，它赋予我们的更多。在竞选活动期间，它提供我们一种最佳方式，前往人民仍然疏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迫使所有政党在人民面前回应我们的批评，捍卫各自的观点与行径；此外，它进一步提供我们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表们一个讲台，对议会中的敌人以及外头的群众演说，比起在报章上或是聚会中（发表演说）更加具有权威且自由。当竞选活动与帝国议会内社会主义者们的演说不断突破反社会主义者法时，这项法律对政府与资产阶级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但是恩格斯也知道选举的成功让党的领袖更愿意为了眼前成果放弃长期目标。每年选票支持或多或少地平稳成长，德国经济的扩张，加上阶级斗争多年处于低谷，这些都强化了党的改良主义倾向。对于工会领导阶层、议会代表与党内行政官员更是如此，他们认为「突发」行动有可能导致国家镇压，危害他们辛苦建立的组织。德国的党领导人为了支持自己的机会主义，审查上述恩格斯的「引言」，例如移除某个段落，该段落认为有必要「公开抨击」扬弃昔日街垒战的革命战略的言论。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该纲领认为德国的帝国议会，一个必须对皇帝负责的软弱机构，能够不仅仅沦为普鲁士专制政权的遮羞布。恩格斯警告：
机会主义正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逐渐占据大比例的版面。现在有人害怕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恢复，或是想起该法律统治期间各种过于仓促的声明，如今想要该党承认德国目前的法律秩序，足以让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推行该党一切主张。他们企图让自己与党相信「今日社会正往社会主义发展」，而不扪心自问，（社会主义）是否因此无须自旧社会秩序中破茧而出，或者是否已不需要像螃蟹一般，以力量挣破这个旧外壳...
为了今日的暂时利益而忘记根本的大原则，极力争取当下的成功而忽略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它的未来，这可能出于「真诚」的动机，却仍是机会主义，而「真诚的」机会主义或许比起任何东西都更加危险。
旧社会的外壳必须以力量打破；另一方面，藉由取得对资产阶级代表机构的掌控支配既有的国家，这两种立场反映出对于资本主义下国家的不同看法。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做出的唯一更动，发生在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之后，当时巴黎武装工人短暂地掌控城市，并且建立自己的直接民主机构。公社教导马克思的道理是工人阶级不能「掌握既有的国家机器作为己用」，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无法单纯地掌控并利用一个用来强化最具经济实力的阶级的国家，藉此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1891年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恩格斯表示，「打从一开始」，
公社被迫认清工人阶级一旦掌权，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进行管理；还有为了不丧失刚争得的统治，工人阶级一方面必须废止一切旧的、被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镇压机器，另一方面也得防范自己的代表与官员，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随时能被撤换。
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主张国家是最具权势、经济上最具支配地位的阶级状态，选举权无法成为赋予工人权力的工具，只能用来衡量工人阶级中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恩格斯认为，「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他接着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