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任正非，越来越富有传奇色彩。关于他的道器变通，我写过一篇短文。看来还得从历史角度进一步考察。这幅照片是2014年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情景。
任正非：美国打的不是华为，是中国
记者：因为华为已经做到中国公司最前列，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军事等综合能力对一个公司的前途有影响。您认为华为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有很大的相关性，还是不强的相关性？
任正非：中国越强大，美国就越打击。打击不是抽象的，看好一个苗头打一个。其实美国打的不是华为，是中国。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国变强大，总要找到一个具体着力点。所以我们认为困难也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困难还会有多大，就是努力前进，自己想办法如何去克服。
原文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4_06/16/36854212_1.shtml
华为的成功源自于任正非长期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
特立独行，有着历史根源。深悟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他有过人之处。
一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介绍，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他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成为华为的战略。而此前，任正非在部队期间就是“学毛标兵”。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式”斗争哲学的烙印。其内部讲话和宣传资料，字里行间跳动着战争术语，极富煽动性，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
典型的一个例子，华为初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运用。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略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的历练
看了一个任正非在外国接受记者采访的资料，他提到曾经参与建设辽阳化纤厂的细节。
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业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任正非也因工程建设中的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
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说：
【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当的是建筑兵。当然是军官，不是士兵，在中国“当兵”这个说法是指行业，而不是职位。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那时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我是从事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8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
任正非提到的辽阳那个项目，就是辽阳石油化纤公司(简称辽化)，是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后，我国70年代初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主兴建的大型石油化工化纤联合企业。筹备工作于1972年开始，1974年8月动工兴建，1979年基本建成并转入试生产，1982年末国家正式验收，1983年1月正式生产。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以生产化纤、化纤单体和塑料原料为主，同时生产多种石油、化工产品的现代化石油化工化纤基地。
这个项目属于“四三方案”或“43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12.5亿美元的设备项目中央已在1972年批准），通称“四三方案”。
后记：
在道层面，思想意识必须明确，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是辩证统一的。问题是，即使争取外援的时候，依然还得靠自主，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不能依附于人。
争取外援，与外国人合作，如果变成了依附于人，就成了洋奴。
要不当洋奴，就得要有勇气，有智慧。这方面有个捷径，即学习研究毛泽东文化。
这是想得通，说得通，也行得通的，华为任正非的道器变通，就是明证。
【李克勤，察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济学”，授权察网发布，发布时有删改。】
附文：
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是辩证统一，毛主席应对外部封锁的思想精髓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
我当时是轻工业部(1970年7月，由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三个部合并组成)计划组副组长，并兼任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外实际签订的项目共26个，我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实施了5个，它们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南京烷基苯厂。这5个项目均属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投资额占26个项目全部投资的35.39%。加上解决吃饭问题的13套化肥项目，共18个项目，在“四三方案”(指1973年1月国家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因这个引进方案，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问题的投资共计136.8亿元，占全部投资的63.8%。“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原则，得到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贯彻。
1972年1月初，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有一天，国家计委顾秀莲同志找我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要我代起草个报告。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当即召集曹鲁、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志一起研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应当尽快把这件事情办起来。报告起草以前，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我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1月22日，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2月5日，周总理很快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圈阅。两天后，即2月7日，李先念就把报告退余秋里、钱之光、白相国(外贸部部长)办。
为什么在1972年初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并且一开始把重点放在成套化纤技术设备上？当时的背景是：
第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策调整。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之后，在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此，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周总理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10月14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得到了党内外绝大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在当时“四人帮”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情况下，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调整政策，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必需的工作环境。
第二，中国国际交往的恢复和扩大，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中国国际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两国关系间20多年的坚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不断扩大、加深彼此间的交往。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推动产生了中国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特别是日本、加拿大及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找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纺织品产量上不去，人民群众穿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
毛泽东曾经讲过：
【“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待？”】
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70年代前后，每年都要召开棉花会议，各级干部参加，把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找来，周总理亲自主持，给大家做工作，要求各地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我记得有一次棉花会议，周总理对到会的重点产棉县的县委书记一个一个问情况。当问到常熟县委书记的时候，周总理还考了考他，问他，你知道你们常熟有个翁同龢吗？常熟县委书记说知道，翁同龢是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周总理就讲，当时有一个讽刺清政府大官的对联，上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宰相指的是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是“司农常熟四方荒”(翁同龢先后任户部侍郎、尚书，江苏常熟人)。这看起来好像是周总理随便讲一个对联，讲一个掌故，实际上周总理有很深的用心，他是利用这个机会对干部进行教育，要干部一定胸怀四方，不能只看到自己，要看到国家，要看到天下，不能肥了自己的田就忘了别人的地，以此动员干部多种棉花。即使这样，实际上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才4300万担，比1970年减产7.6%。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棉花生产的困难，导致纺织工业不能多生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
从1954年9月国务院第224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发布票的政策。至于每年发多少布票，则要经过反复计算，由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最后批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根据气候冷暖的不同，各地发布票多少稍有差别，大体上就是16尺、18尺、20尺的样子。我现在工作快60年了，一半生涯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的，先后担任过部长秘书、研究室主任、计划组副组长等。我深深感到穿衣问题对家家户户的牵动。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但是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穿衣问题的解决，上面牵动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化学纤维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甚至更大。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学纤维主要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纤维素纤维，即粘胶纤维。后来发展了一些维尼纶纤维，由于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人民群众最欢迎的是涤纶(商业名称叫“的确良”)、腈纶(人造羊毛)这些纤维，而当时几乎没有，结果仍然解决不了穿衣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央领导同志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
毛泽东就讲过，要为人民至今衣被甚少着想。
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有着急需的紧迫性。
第四，国内石油生产的突破，使中国发展石油化工有了可能。1959年，中国石油产量373万吨，自给率只有40.6%。1965年，由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成功，中国石油工业产量达到了1131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到1972年，中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区因为打派仗，闹无政府主义，煤炭工业瘫痪，没有煤炭发电，只好紧急把一些电厂由烧煤改为烧油，这是非常浪费、非常不应该的做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生产的石油，除了用做燃料之外，有可能拿出一部分作为生产化学纤维的原料。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奠定了原料基础。
上述4个背景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决策时机成熟了，条件具备了。现在设想一下，这几个因素缺哪一个，当时从国外进行引进成套设备的工作都是困难的。由于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决策机遇，再早是不可能的，再晚一点就要受损失。
除以上4个背景因素外，还有一件事对当时引进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和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穿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还说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
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文字记录，但是从1972年1月我所起草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一点印证。这个报告算了一笔账：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通篇都是讲大道理、算大账，没有讲具体的问题。惟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可见我听到的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报告中特地讲了“的确良”就是一个回应。
我在《纵横》杂志2004年第3期上看到刘心格同志写的《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衬衣》一文。这篇文章讲了他为获得6尺“的确良”布而长年朝思暮想、多方求购的情况，讲得很生动、很实际，凡曾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会引起共鸣。人民群众对“的确良”的渴望，在“四三方案”实施前后的变化，那篇记述文章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佐证。
（本部分摘自陈锦华同志新著《国事忆述》，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