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腐败，是当今的世界性话题。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自身发生腐败现象而难以克服。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许多中国学者将世界上治理腐败成功的经验纳入研究视野，热衷于译介欧美、新加坡的反腐经验，但有忽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反腐倡廉经验的倾向。其实，无论在局部执政，还是在全国执政和长期执政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辉煌的反腐经验。比如，发动节约运动，将简朴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植入每个党员的生活工作习惯里，有力地配合了反腐倡廉建设，这是世界上的一切西方国家和一切西方政党难以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注意勤俭节约，而且成为执政党后依然注重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从1949年建国到60年代初期，新中国连续发动了若干次节约运动，号召勤俭办厂办社，勤俭持家，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大规模经济建设、克服经济困难，在新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前，中国进入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时期，中央领导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表达了在新时代依然坚持艰苦奋斗本色的意志，继承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决心。研究新中国的节约运动，对于当前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反对“四风”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节约运动的动因
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因来自于新中国为了解决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看到了守江山的艰难，看到了国家建设遇到的经济财政形势的困难。1949年12月5日，毛主席在给军队的一个指示中指出：“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1]182-183
经历战争后的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新中国负责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深感财政经济的困难。他在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时说：这一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很困难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不小数量历来是依靠进口的；水利事业遭到大破坏，年年受灾，而以一九四九年为最重；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在官僚资本的领导之下，投机市场统治着工商业，人民日夜不安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另一方面，去年空前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于一切不再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很重的。不仅如此，铁路必须恢复，被封锁的上海必须支援，战争阻塞了城乡交流，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曾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2]170-171
在这里，陈云讲到了造成国家财政状况困难的几点原因：一是新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旧中国承接雄厚的物质遗产，反而不得不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西方晚了100—200年。[3]104-105对于1949年中国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同旧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4]312二是人民政府背上了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员全部包下来的负担。1950年初，全国军政人员达到900万人，财政开支浩大。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经济恢复工作，遇到的财经困难可想而知。三是经济恢复需要大量投资。仅水利工程，著名的根治淮河、官厅水库、荆江分洪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开始动工和加紧进行的。1950 年底，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折合细粮897万吨。[5]277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我国的工业化，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工程，建设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厂，所需要的资金额度是巨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折合黄金7亿两。这就是说，当时中国拥有6亿人口，每个人要拿出一两多黄金作为国家建设之用。而经历旧中国统治阶级的盘剥，中国人民已经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况，国家成为一个著名的贫穷的农业国。不要说获得工业化建设的技术人才，就是获取资金，也已经是横亘在我国工业化面前的一道难于逾越的壕沟。
就在陈云讲这番话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但我国还没有出兵。陈云在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后不久，中国人民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 月19日入朝作战。这是一个贫弱的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农业国，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世界一流工业化强国面对面的殊死较量。中国人民要赢得这场战争，是异常艰难的。美国在这一时期运往朝鲜的作战物资达到7300万吨，直接军费消耗在200亿美元以上。朝鲜战争给我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们不得不加强国防力量。本来可以用在经济文化和其他事业的财力，不得不转到国防，财政概算的方针不得不改变为“国防第一”。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01亿元，超支21.8%，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2.9%。1951年，我们要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又要稳定市场，还要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抗美援朝的开支十分庞大。陈云在1952年初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说：“周总理讲过，抗美援朝的开支要占去年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把银行印发的钞票也算在内了。如果不把印发钞票算在内，那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七。”[6]322 1952年预算支出计划内国防费用占总支出的27.93%。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的新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财政困难的局面呢?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筹集资金的办法，无非是依靠剥削本国人民，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这些办法，我国都不可能采取。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忍不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长期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革命的，节约闹革命，搞建设也要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节约精神。筹集资金，增加生产是一个根本办法，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节约。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经济恢复时期和五年计划实行的第一年，就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反对分散使用资金，坚决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在非生产性的建设和生活设施上适应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勤俭节约，才有可能建设起现代技术装备的重工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样，我们才有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
陈云在节约方面提出许多构想。1949年他在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中说：政府正增加税收，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1950年3月，他在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报告中说，要节约开支：“节约开支最主要的要抓住这么几条，即一个人要顶一个用，生产中不浪费，能不花的就不花，能缓办的就缓办。”[7]83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写道：“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话用以说明不注意节约是不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
【“斯大林同志说过：‘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而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8]7】
中共中央重视节约以应对财政经济困难，专门研究了厉行节约的方针，毛泽东也发表了关于节约的讲话。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9]253】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51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其中四条与节约有关：(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开支大于收入，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 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
党的节约精神要获得全国各界的理解、支持、配合，还需向社会各界说明节约任务。1951 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道：抗美援朝还在进行，“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10]483 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提出：“‘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1]提出增产节约应该从十个方面开展，包括杜绝基本建设中的浪费；减低成本；精简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的编制；坚决反对贪污蜕化行为；在私营工商业和一般社会方面，提倡节约和俭朴，反对浮华和浪费，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生产和流通或储蓄等。
二、为支援前线和扭转财经困难而节约
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为国民经济恢复创造条件，新中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可以认为，就全国而言，1951年10月是毛泽东号召的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始。但是，就地区而言，1949年老解放区东北的劳动竞赛，是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先声。全国的增产节约最早是从东北开始的。东北是老解放区，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在全国没有完全解放，党和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东北人民努力生产，承担着支援全中国的任务。1949年10月，东北地区的职工广泛开展了新的创纪录运动。1951年5月18日，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提出，东北工业生产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在争取完成1951年生产计划之外，争取当年为国家增产和节约价值等于500万吨粮食的财富。增产节约运动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热情，许多厂矿开展了群众性动脑筋、找窍门、挖潜力的合理化建议运动。1951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中提到：“工业部所属厂矿1至8月在完成原定的计划之外，已为国家增产节约4267714吨粮食。”[11]到1951年10月，包括地方企业的各个国营厂矿所制定的增产节约计划，已经超过1000万吨粮食。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在1951年10月26日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从9、10月各个厂矿增产节约数字逐月急剧增加的情况来看，整个计划是可能完成的，现在的奋斗口号是争取超过计划。”[12]27继工业部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后，又在非生产部门中开展起来。东北局号召：一切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毫无例外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中，要运用工业部门开展这个运动的经验，认真进行清理资财、登记家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东北地区较早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其他地区也争先恐后地开展了这一运动。1951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积极布置增产节约运动，成立了精简节约委员会，具体领导精简节约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决定全市中共党员干部学习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有关文件，以便提高认识，在思想上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11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山东省级机关进行整编节约。11月2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整顿财经纪律拟订增产节约计划，华北区级机关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
党报党刊增加了对厉行节约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认为节约运动不是新中国建设中的临时突击性任务，而应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51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批评一些人把增产节约当成生产工作之外的临时任务，而把增产节约提高到“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的高度，提高到当时“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高度。《解放日报》在11 月23日发表的题为《为完成与超过增产节约三万五千亿元的计划而努力》的社论中说：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从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改善操作方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废品、减少浪费等方面，争取在一年内完成和超过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三万五千亿元的财富而努力”。[13]
党中央关于节约的号召，获得了全国各地各部门的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在全国国营贸易系统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全国国营贸易企业在1952年中实现增产节约总值人民币11万亿元。11月29日，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4次会议闭幕时的总结报告的题目就是《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11月30日，西南局负责人邓子恢在中共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联合干部大会上的报告题目就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是与国内人民开展节约运动支援前线分不开的。1952 年9月12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工人们热烈地响应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提出了‘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战斗口号”，“农民们以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来支援我军的作战，使全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对朝鲜前线的粮食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证”。[14]389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国内的生产节约运动继续进行，已经由支援前线转化为适应我国伟大的建设运动和扭转财政经济困难状况的重要措施。
1951年前后的节约运动，具有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外在驱动力。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中国依然不间断地发起节约运动。1953年下半年，为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开展节约运动。起因是这年的年初在制定财政预算时，因为计算方法改进，额外收入减少，预料不到的支出增加了，同时建设中贪多冒进，再加上这年的上半年工业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农业受灾减产，国营企业利润未完成计划。到6月底计算，大概有21亿元的赤字。
出现财政赤字，中央首先考虑的应对措施就是增产节约。8月27日，财政部向中央提出平衡财政的具体措施：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减少支出20.5亿元。中共中央于28日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时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收购和销售，加速资金周转和做好税收工作等来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坚决削减军事、经济、文教、行政一切可以削减，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减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坚决保证财政部提出解决赤字的具体方案的实现。中共中央指示下达后，全国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陈云在9 月14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提出解决财政赤字，“首先要抓增产节约。增产是为了增加收入，节约是为了减少开支。不论工业、农业和商业，不论公营和私营，也不论政府、军队和团体，也不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还提出，“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14]401
军令如山倒。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多数省、市的国营企业和机关都召开了会议，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办法，规定了增产节约的具体数字。例如全国铁路系统提出在本年内增产节约4万1千亿元，北京市各工矿企业拟定了增产节约1万2千亿元的计划，天津市拟定增产节约2万亿元，东北沈阳市各国营工厂计划增产节约1万7百亿元的财富，鞍山钢铁公司及鞍山市其他国营工业提出了增产节约9千亿元的计划，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上海各厂决定在当年第四季度内增产3千2百亿元，其他各地也都纷纷提出增产节约的计划数字。
这年的10月1日，在1953年年度的时间只剩下3个月之时，《人民日报》提醒人们“要在最后一个季度内保证完成并争取超过计划，就必须加紧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4]412“所有的国家机关和军队以及一切工作人员，都必须尽力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尽力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认真实现毛主席在一九五○年六月所指示的我国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条件之一，即‘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4]415提出“我们的增产节约运动不但是解决目前的问题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今后长期建设所必需的”。[14]412-413“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工作人员踊跃地响应着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地为增产节约、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计划而斗争。现在的任务是要把这个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和深入下去，使它成为更广大群众的持久的运动”。[14]413-414这表明，节约运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必须坚持的方针。
各部门闻风而动，迅速地开展节约运动，并且与反腐倡廉联系在一起。1951年底到1952 年上半年，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中就有“反浪费”的内容，“三反”运动无疑有力地促进了节约运动。
1953年9月19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发出《关于扩大业务、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紧急指示》，在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方面，提出“有计划地妥善地精简机构和人员，特别是行政人员”，“节约行政管理费，除从减少人员中节约工资外，并注意节约在行政管理费中的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消灭贪污浪费现象”。[15]386这里将节约与反对浪费反对腐败结合起来了，以反对贪污浪费促进了节约，又以节约推动了反对贪污浪费。
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一样，邮电部也将节约运动与反对腐败结合起来。10月10 日，邮电部在发出《关于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指示》，认为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意义重大，邮电部门要深入发动群众，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以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保证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与节约任务，节约方面“要求各项开支节约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全国范围共节约1000亿元”。[15]261具体措施是严格控制增员人数，节省人力；保证工作必需的费用，削减可以节省的开支；加强资金和器材管理，减少积压等。同时，难能可贵地提出：“结合质量检查，向贪污、盗窃行为作坚决的斗争，逐渐消灭贪污、盗窃事件，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16]261在反对贪污盗窃的斗争中，还提出要发挥群众揭发和监察的作用。
在10月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就增产节约运动提出了在工业方面的一般目标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适当增加产量，提出“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应放在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和改进技术的上面”，[14]510，511把发动和奖励合理化建议当作增产节约运动的基本工作。相应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浪潮，李维汉提到了“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以促进增产节约运动，是富有历史远见的。
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作战而节衣缩食，而军队同样厉行节约。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人民政府的军费开支比重大。1953年9月，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五”经济计划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了，前线大规模的开支基本不必要了，军队有条件实施精简节约的任务，没有置身于节约运动之外。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里，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明确规定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且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中央军委及政治部于9月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紧急指示”的指示。该“指示”指出：1952 年“三反”运动后，部队中个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已基本克服，财经制度也已初步建立，但还有编制不切实际的预算，订立盲目冒进的计划，造成严重的积压资金和积压物资，存在着追逐华丽修建，虚报冒领等现象。该指示还科学地认识到厉行节约与反腐倡廉的关系，引用了毛泽东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讲的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教导，其中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功效，提出“任何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也是不允许的”。“我们的精简，正是为了反掉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能，我们的节约，正是为了紧缩那些不必要或无用的开支”。[16]478各级政治机关“进行对劳动人民生产与生活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部队生活，特别是将铺张浪费的实例，对照地作报告、讨论、座谈，并进而彻底揭发潜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16]477如果不认真对待加以解决，严重的后果是“不仅造成了财政开支上的巨大浪费，而且必然有害于国家建设，必然形成上下苦乐不均，领导机关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战士”。[16]477
10月28日，军队系统的《八一杂志》发表题为《厉行精简节约紧缩军费开支为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而奋斗》的社论。社论具体指出“平均每个军人1年要消耗相当于三四十个农民每年全部粮食收入；如单就吃、穿、津贴等用度来说，亦相当于8个农民的全年粮食收入”，全军干部战士要减轻国家建设和人民的负担。关于铺张浪费，社论举出骇人听闻的例证：空军某大队负责人竟有计划有指挥地用三架喷气式飞机扫雪，损坏了一架飞机还不停止，接着又损坏了第二架。“某军区海军修建某医院，为了美观，建成舰艇式的办公楼，舰艇式的内外病室，洗水式的外墙，白玉石的厕所，螺旋形的楼梯，单此楼工程即开支三千万元，且不适用”。[17]厉行节约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必须反对对国家财产漠不经心的官僚主义，惩戒那些因官僚主义、挥霍浪费而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负责人和当事者，以教育部队，“发动战士、干部自觉自愿地订出节约和杜绝浪费的计划，订出爱护国家资财和武器装备的计划，使之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和风气”。[17]
三、建设领域的节约和营造机关廉洁风气
无论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乃至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厉行节约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良好风气和习惯。继1952年“三反”之后，1953年的节约运动也取得很大成就，1954年继续坚持节约的方针。6月1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1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财政工作必须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1954 年要继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争取不但不动用17万余亿元的上年结余，而且要求获得更多的结余，以期更进一步地增强国家财政的后备力量。[18]308为此，他还引用毛泽东曾指出的“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的语录，提出节减国家机关经费，厉行节约，精简国家行政机构，适当地减少编制人员，以便提高工作效率，紧缩行政机关经费的开支。
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后，征用土地量逐年增多，存在大量征用而闲置的土地。提倡节约，就要反对土地浪费。1955年1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批转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认为土地的浪费、荒芜不仅浪费国家的资金，影响粮食增产，而且也影响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关系。4月13日，中共中央特将陕西省委所批转的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转给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党组，认为全国“浪费土地的现象是很严重的”，[19]168要求各省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务必切实进行一次检查与处理，务必做到不荒芜土地。这个做法，值得当代中国人借鉴，以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中，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第十一章题目正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该章最后一句话中提到“克勤克俭，兢兢业业”。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中，修建办公楼、宿舍、学校、医院和工业建设的其他附属建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国家对建筑的要求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但是，有的部门不注意节约原则，非生产性的建设如大礼堂、办公楼、宿舍、俱乐部等修建得过多、过好、过早。有些建筑物的立面和室内装饰，还大量采用了贵重的或特殊的材料，如当时被公开点名批评的东北某学院的校舍，是利用伪满未建成的皇宫基础建设的，除了外表上的琉璃瓦顶、仙人仙兽、盘龙华表、狮子滚绣球、雕梁画栋和大量采用花岗石铺地、大理石作柱外，大厅内部和天花板上还画了各种图画，又加上了许多“蜡烛式”“皇冠式”“油灯式”的灯和各种古色古香的装饰。这些做法，有的容易发展成为奢靡浪费的腐败现象，有的本身就是腐败现象。
建筑施工和基本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引起1955年的节约运动的注意。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社论，批评了“有不少的工程由于设计的标准高、使用的材料复杂、结构奇特、门窗种数繁多、装饰太琐碎等，给施工带来了很多困难，以致返工事故增多，造成许多浪费”。还批评了与节约精神相背的“复古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 “他们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在建筑中大量采用成本昂贵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沥粉贴金、大屋顶、石狮子的形式，用大量人工描绘各种古老的彩画，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有的建筑装饰的造价竟占总造价的30%。”这些建筑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这种做法既脱离了人民的生活现实，又违背了集中一切财力物力首先进行工业建设的国家建设方针，这是决不能容许的”。[2]此现象之所以发生并蔓延，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财政机关和监察机关没有坚决地同这种浪费现象进行无情的和有效的斗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的充满艺术想象的思想，重视艺术的美感，但在当时的经济困难的条件下，难以彻底地实现，因而受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批评，这是两个优秀建筑学家追求艺术美感思维方式和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艰苦创业的建国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建筑观点上的分歧。这种批评，尽管个别言辞有些激烈，但总体看还算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