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与老田同志商榷 ...

“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与老田同志商榷

远航一号

            感谢老田同志阅读笔者的拙作“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撰写出长篇的批评文章。

            今天的马列毛左派在理论上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资本主义怎样才能灭亡？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胜利？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怎样吸取历史上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复辟的覆辙？老田同志的文章涉及上述的所有问题，且篇幅宏大。限于时间和精力，笔者无法一一作答，只能先就几个主要之点，与老田同志重点切磋。其余各问题，则留待以后逐步交流。

中国存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吗？

            在老田同志文章的第二大部分中，老田同志提出了今天中国的历史任务是创造并实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

            老田同志认为，今天中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遭受的最迫切、最直接的压迫还不是来自于“产业资本”，而是来自于“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以及作为二者的政治和经济表现的地方政府、地产商和银行之间的“三头分利同盟”。老田同志认为，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通过“炒高房地产价格”及“推进福利市场化”，造成了房价、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升，进而造成了工人和小资生活费用的大幅度上升、推动了名义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名义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反过来压低了产业资本利润。

            根据这样的分析，老田同志设想，在今天的中国，在工人、小资和产业资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因而存在着建立政治同盟的客观可能性：

今天勞動者的反抗和批判事業，依然有為資本主義匡正驅邪的功能性地位，這一部分歷史進步責任也衹能夠由勞動者負擔起來，就此也依然存在与部分資本“統一戰線合作”的潛在空間，新型領導權建設過程中間，也存在著聯合一部分去反對一部分最壞的階段性需要。

            据此，老田同志主张，今天马列毛左派的政治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先敦促中央政府成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确立资本主义的“底线”，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新時代展望一個新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有兩大關鍵議程：經濟方面提出反對生活費用惡性膨脹的目標，抑制投机金融資本的野蠻生長，反對教育醫療等民生事業的過度資本化﹔政治方面提出終結地方政府公司化要求，反對選擇与具体資本進行個体合作的“看家護院模式”這一資產階級專政類型，提出要把公權力改造為“資本家的聯合委員會”去關注一般積累條件，對資本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地方政府的公權力需要斷幵与具体資本合作的各种鏈條，不再作為具体資本的“保姆”而需要去集中關注各种公共事務，要創造各种政策和法律可以通行于地方的條件，終結各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丑陋現實。

            如果老田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就应当有相应的统计证据可以说明，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是被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占有了，剩余价值中的大部分没有被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没有用于“一般积累”；至少，要有证据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投机性、非生产性大大超过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倒回到二十世纪上半期，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老田同志的设想便基本符合实际了。当时的中国经济虽然有相当的经济剩余（约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强），但绝大部分都被非生产性的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挥霍，其余的则以赔款、债务还本付息、利润汇出等方式被外国资本掠夺，而本国的生产性资本主义投资仅占国民收入的约2%。在那样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暂时沿用“无产阶级”领导这一历史表述）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符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吗？

要运用资产阶级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规模及其分配，需要分别了解按照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并观察二者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中国官方统计中比较权威的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投入产出表。但投入产出表每隔几年才发布一次。目前发布的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是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

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8万亿元，固定资产折旧8.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营业盈余总额15.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如果营业盈余总额大致可以代表中国的剩余价值总额，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是怎样使用的呢？

2015年，中国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2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扣除折旧以后，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20.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比剩余价值总额还多7个百分点。（我个人认为，官方统计的营业盈余总额大大低估了中国实际的剩余价值规模，低估程度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个百分点；今年夏天发布的红色经济观察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或净额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性投资。按照资金流量表的有关数据，2015年，中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19.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66%；金融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只有640亿元，按比例计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政府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3.7万亿元（含公立教育和医疗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13%；居民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7.1万亿元（绝大部分是住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24%。

如果以非金融企业部门投资作为中国经济中“生产性”的投资，生产性投资约占全部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如果假设生产性投资占净投资的比例与生产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一样，那么，中国经济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20%，相当于营业盈余总额的87%。即使考虑到官方统计的营业盈余总额可能大大低估，设真实的营业盈余总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3%，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也有约60%用于了生产性投资。

再来看剩余价值在各部门间的分配。投入产出表中所列出的大多数部门属于生产性部门（即属于传统社会主义定义的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 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 —— 的一部分）。投入产出表中的非生产性部门有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后者包括政府、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科研等。

2015年，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1.1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全部营业盈余的7%；其他服务业营业盈余74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全部营业盈余的5%。金融业的营业盈余规模比较大，有3.2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全部营业盈余的20%。所以，各非生产性部门的营业盈余相加，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全部营业盈余的32%。换言之，三分之二的营业盈余来自于生产性部门。

生产性部门的营业盈余并非全部转化为生产性资本家的利润（除了企业利润以外，营业盈余还包括租金、净利息支付、净转移支付等）。由于统计数据缺乏，对此难以做出全面准确地估计。但是，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仍然可以列出若干个生产性部门的企业总利润。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是6.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全部营业盈余的42%；建筑业企业的利润总额约为6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全部营业盈余的4%；限额以上批发业的主营业务利润总额2.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全部营业盈余的14%；限额以上零售业的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全部营业盈余的7%。以上各部门的利润总额相加，已经基本相当于上述生产性部门的营业盈余总额。

概括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中大约三分之二转化为了生产性资本家的企业利润，剩余价值中大约60-90%已经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与老田同志所推断的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严重挤占了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破坏了一般积累的条件不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向产业资本高度倾斜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在承担着理想的“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的职能。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条件下，各劳动阶级通过与“产业资本”联合挤压金融等非生产性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进而建立新的社会妥协的空间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微不足道。这可以通过与美国资本主义相比较而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美国还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201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8.5万亿美元，固定资本消耗（相当于折旧）2.9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净营业盈余4.6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

美国经济的全部营业盈余中，企业部门净利息支付约76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全部营业盈余的16%；租金收入约6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全部营业盈余的14%；金融类公司企业利润总额约44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全部营业盈余的9%；非金融类非生产性公司企业利润总额（含房地产、租赁、商务服务、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约38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全部营业盈余的8%；此外，非生产性非公司企业收入总额约71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全部营业盈余的15%。以上各项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6%、全部营业盈余的62%。也就是说，美国的非金融类公司和非公司企业利润的合计不到全部营业盈余的40%。不仅如此，在美国，即使是名义上的“生产性”资本主义企业，其掌握的大部分剩余价值也没有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

2015年，美国的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3.7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扣除折旧以后，美国的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仅有约7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净营业盈余的17%。就是说，即使把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净投资加在一起，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中也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用于积累，其余都用于资本家消费或金融投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借款给政府或工人阶级家庭消费）。

美国的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有6300亿美元是住房投资（占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17%），6200亿美元是政府投资（占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17%）。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约三分之二。但是，扣除折旧以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仅有47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净营业盈余的10%。

也就是说，满打满算，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是真正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其余都被资本家挥霍或用于投机。

如果按照老田同志的理论，美国属于典型的投机金融资本和其他的寄生性资本极大地挤占了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不仅如此，产业资本本身也正在形成高度的投机型和寄生性。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之九的剩余价值都被浪费，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被浪费的剩余价值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三分之一。美国的工人阶级、中产、小业主如果能够与生产性的产业资本结成联盟，应当有巨大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

还可以进一步推理，鉴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寄生性，美国显然还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首先帮助美国政府改造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

显而易见，这样的分析和推理，是不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矛盾的实际情况的。

半外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如上诉述，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妥协空间，是不符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的，而且应用于国际范围，还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高度生产性的，而不是寄生性的。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又处于半外围的地位（不是外围的地位）。在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中国的资本家一般来说无法得到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无法在国内收买“工人贵族”或者建立与资本主义长久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妥协（老田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底线”）。

            在经济统计上，这表现，中国资本家的每单位投资所能够带来的产值要大大低于美国。因此，要维持与美国资本家相当的利润率，中国的资本家就必须维持比美国要高得多的剥削率。

            老田同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投机资本、官僚资本泛滥导致工人和小资的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坦率地说，我们从研究中无法找到可以支持老田的假设的统计证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是生活成本上升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家也不会自动将工资的增长速度提高到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以上。所以，实际工资增长、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

            有一点是笔者与老田同志意见一致的。那就是，无论工资上涨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显然，无论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都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要求（暂时不论这种要求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并且有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这种要求。这种来自工人和小资的越来越高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在不断地提高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合法性所必需的“底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核心国家拒绝中国资本家参与分享超额剩余价值与国内工人斗争的共同挤压下，趋于下降，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而不仅仅是投机金融资本）所能够容纳的潜在可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却在不断地被压缩。这样，工人阶级和小资的斗争要求、中国资本主义维持合法性所需要的最低“底线”或迟或早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了维持资本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界限。

            这种矛盾，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兼容的。因此，无论老田同志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未来的阶级大搏斗中，除非中国的无产阶级彻底战败（从而中国资本主义完全外围化），否则，解决矛盾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