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teven Chan
2019年1月17日
去年7月，深圳佳士公司的89名工人申請成立職場工會，但他們的申請被拒絕，其領導人被短暫逮捕。這時候，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名毛派學生來到深圳支持工人，並成立了聲援團統籌聲援工作，把行動升級為針對當地警察和政府。當局加強鎮壓，經過先後三次逮捕，目前共有38名工人和支持者被捕或失踪。事件廣泛獲得境外進步和工運人士支持，從港台到歐美都有聲援行動。同時，事件也引起毛派內部很多論爭，但當時外人難以知曉。另一方面，在香港那些支持大陸工運的人裡面，則開始了公開討論。香港大學潘毅教授在BBC上發表了一篇中文文章，稱中國工人運動的高潮已經到來。區龍宇則在明報撰文提出異議。
聲援團回應內部批評
至於毛派的公開辯論，要等到聲援團在2018年11月18日首次公開回應內部有關行動過於冒險的批評。在佳士運動的爭論與反思一文，聲援團表示：
「在佳士運動接連遭受挫折的今天，我們損失了一部分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讓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運動在起點上就栽倒了。但是，在11·9抓捕事件和集體檢討運動的悲傷時刻，我們不能忘記運動同樣是有成績的。…
一些左翼內部的批評聲音不僅不是建設性的，甚至反而質疑運動本身的合理性，…指責運動脫離了佳士工廠的普通工人，缺乏工人基礎是最主要、也最嚴厲的批評聲音，例如質疑工人積極分子不紮根工廠發展工人、運動在工廠外展開、學生取代工人成為抗爭主體等等。這些聲音不僅對運動中的積極工人和學生不公平，而且對於中國的工人階級運動本身抱持著過於苛刻的要求與期待。…
佳士工廠的幾名工人在已經被資方遣散出廠的情況下，只能選擇在大門外抗爭；在積極工人和聲援群眾被捕後，左翼學生只能選擇到當地政府抗議。運動的發展過程並不能預先被設計。
有一種主要的批評，認為佳士工人的鬥爭與聲援團的行動從頭到尾都是過激的、脫離實際的、脫離工人群眾的；進而認為佳士事件被謀求光環的『政客』所主導，製造政治明星，用博眼球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取代了切實的工人運動；由此過早暴露了學生社團的體系網路，招致了當局嚴酷的打壓，參與的工人與學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實質上是被利用和坑害了。…
這樣的認識首先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佳士工人的鬥爭以及後續的聲援，是帶有著必然性與必要性的。從經濟形勢發展、工人階級發展的客觀趨勢來看，工人們提出超越經濟訴求的制度性訴求——即組建工會——是必然的。…行動的風險愈發增加，而積極工人自身和週邊支持者的風險估計不足確實值得反思。但是，我們同樣要意識到，工人鬥爭從純粹的經濟鬥爭逐步上升為帶有政治性的鬥爭，也是運動必然會經過的一條道路。工人要組建工會，就要努力跨過——國家機器（包括上級工會）的妨礙——這道坎。工人的街頭行動不是不可能突破妨礙，不是不可能使國家機器妥協的。但應該進行什麼樣的行動，只能通過嘗試來瞭解。」
紅色中國網公開反駁聲援團
究竟聲援團回應誰的內部批評呢？似乎其中首先包括了北京的紅色中國網，兩邊的核心分子早在2017年廣東八個左派學生因為讀書會而被捕的事件，而有所合作。不過紅色中國網要等到2019年1月初才發文公開批評聲援團。在紅色中國網工作組致青年馬列毛左派積極分子的建議書一文，他們認為：
「高校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青年向馬列毛主義靠攏，這一社會現象本身，是資本主義矛盾發展的結果，是未來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部分。但就青年左派的現實社會基礎來說，他們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運動，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運動，也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在他們看來，中國工人鬥爭的發展，必須要像歐美工人那樣，像韓、港、台工人那樣，首先要爭取普遍建立正規的、公開的工會，要爭取資產階級法律的批准（合法化），進而爭取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而建立工會的方法，則主要是要靠懂得馬列毛主義『理論』的青年下廠，向工人積極分子『灌輸』，發動工人開展鬥爭；而『鬥爭』的方法，則實際上表現為向資本家請願，如被鎮壓，則向資產階級專政機關請願，如再被鎮壓，則企圖訴諸社會輿論的神奇力量。
這樣一套小資產階級的『工運』路線，就思想方法上來說，其錯誤在於，咱們的某些青年積極分子，只知道從書本出發（而且沒有讀幾本書），從片面理解的外國經驗出發，而沒有做調查研究，既沒有真正瞭解中國階級鬥爭的實際，也不注意瞭解外國階級鬥爭的新動態。…
對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剝削，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命根子。這就決定了，只要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還在『正常』運轉，資產階級還在『正常』統治，就決不可能聽任工人階級普遍地、大量地、公開地、合法地組織可以作為工人經濟鬥爭有力工具的工會。…
未來的中國革命，既不會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城市武裝起義），也不會是走井岡山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的持久人民戰爭），也不會先經歷一個長期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
在無產階級成為全國範圍的領導力量之前，沒有根據地是不行的。在工業化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這樣的根據地不是像井岡山、江西蘇區、陝甘寧邊區那樣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礎上的農村根據地，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暫時仍然被外部資本主義包圍著的地方工農民主政權。這樣的地方工農民主政權，在資產階級正常統治時期，當然是無法存在的。但是在積累危機爆發且資產階級無力克服的條件下，在資產階級的中央政權遭到決定性削弱以後，則是完全可以存在的。…
在我們看來，雖然在資本主義正常發展時期，沿海各地區往往是無產階級經濟鬥爭的重心（這一情況，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向內地轉移，也在發生變化），卻很可能不是未來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重心。…大多數的勞動群眾來自于內地諸省市，生活、勞動于內地諸省市。中國的馬列毛左派、青年積極分子，要在思想上和實踐上重視內地的廣大勞動群眾。」
尤琳：紅色中國不是左翼而是「座椅」
在一篇署名《尤琳》的文章與紅色中國網『座椅』同志的論戰 —— 佳士運動還在頑強進行中，作者指責紅色中國網的批評為「雙腳不踏實地，只知仰望書齋的天花板，用鍵盤和滑鼠名為『建議』實為討伐的『座椅』同志，恐怕對革命不僅無功，甚至有害。為了運動長遠的健康發展，我們必須肅清這種『座椅』傾向。」
「佳士運動顯然不是什麼青年左派『沾染了大量小資產階級惡習』的突發奇想之舉，而是自發的工人運動，在自覺左翼知識份子積極參與其中後，慢慢發展為工學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如果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病，那恐怕放眼古今中外，都找不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工運了。…
這些先進工人和學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在佳士運動中，他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沒有一個訴求是以成功組建工會為最終目的，沒有一個訴求是想通過組建工會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在資產階級的帶領下工會鬥爭最終必然會走向妥協，而在無產階級帶領下工會鬥爭則會戰鬥到底，直至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當我們連一家工廠、一個行業、一個地區的鬥爭都還沒發動成功時，又何談『地方工農民主政權』呢？某些『座椅』同志的批評，既不能對扎實推進群眾工作有任何實際幫助，還相當於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對同志插刀。」
紅色中國：「聲援團導致全軍覆沒」
紅色中國上述一篇主要是論述有關工運及左派運動戰略的。至於針對佳士聲援團的策略及工作的批評，則見於第二篇嚴元章同志與『八青年關注團』的鬥爭經驗。文章首先回顧了上述2017年八位廣東學生被捕事件中，這些學生（後來也成為佳士事件的推手）如何和紅色中國網的資深骨幹嚴元章從合作到發生意見分歧的經過，然後再談到這次佳士事件雙方之間的分歧：
「原『八青年』主要負責人利用『關注團』時期建立的關係，給幾位發揮主要作用的老同志、烏有之鄉還有嚴元章同志打電話，並廣發信件，要求所有左派積極分子表態聲援佳士工人。他們既不說明鬥爭的目的和計畫，也不準備與左派各小組協調行動，只是單方面地要求別人無條件支持、無條件服從他們的調遣，誰不聽從，誰就是『不革命』。…在幾位老同志和嚴元章同志都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就被宣佈為是『佳士工人聲援團』排名最靠前的幾位成員。從此以後，原『八青年』背後的那個組織就打著『聲援團』的名義隨意發通知、發文件、發公開信，從來也沒有徵求名義上是『聲援團』主要成員的幾位同志的意見。…
到了八月初，『聲援團』的頹勢已顯。嚴元章同志很著急。雖然嚴元章等同志從一開始就不贊成『聲援團』的錯誤路線，但是，嚴元章同志指出，這些青年同志都是革命的寶貴財富，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能減少一分損失就減少一分損失。…
原『八青年』的主要負責人在明確意識到鬥爭已經失敗的情況下，仍然強行堅持全國各地的左派學生團體前往深圳『聲援』，終於導致這些積極分子在七月底的鎮壓中全軍覆沒。…再來看佳士工人和『佳士聲援團』的鬥爭，由於他們在一開始就制定了一個在資產階級專制統治條件下完全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 建立公開的民主工會，所以每一步都陷入被動。他們先向資本家請願搞工會，結果反而被資本家勾結黑社會迫害；然後他們又向必然要與資本家站在同一立場的警察當局求救，結果反而被警察當局抓捕；然後又幻想靠輿論聲援、街頭抗議就能夠『營救』被捕的同志；最後，當失敗已成定局時，又把多年積累起來的全國各地進步學生力量作為最後的賭注全部押上。每一步，他們制定的都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陷入被動以後，不但不反思，而是像屢賭屢輸的賭徒那樣，押上更大的賭注，總是幻想『下一把』就能把『本兒』翻回來，結果終於全部輸光。…
佳士工人的鬥爭與『佳士聲援團』的鬥爭失敗了。這次失敗，暴露了由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組成的青年左派團體的嚴重局限性。…這次鬥爭，也標誌著由馬列毛主義者領導中國新工人鬥爭的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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