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青年关注团”斗争中的“投案”问题

关于“八青年关注团”斗争中的“投案”问题

远航一号

          在“严元章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一文中，介绍了在“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中，严元章等同志曾经设想，“八青年”争取撤销网上追逃的斗争，要分三步走。其中第三步，就是“在公开信发表数日以后，由当时被网上追逃的四名同志主动前往公安局‘投案’。”

          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我们不想做过多的解释，只想点到为止，同志们心领神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介绍了斗争中的这一策略以后，很多同志不理解，更有一些人借机煽动，说我们是“指导青年人投降”，是要与八青年“切割”，是要“洗白”自己等。

          最近，龙翔五洲网友又在一条跟贴中，以文革期间造反派斗争的一则故事为例，说明“主动投案”的不当：

主动投案的建议是不当的，宁肯被抓（当时还有不被抓的可能吗？）也不能主动投案。67年一月风暴中我们夺了我们单位走资派的权，二月逆流来了，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明知结局不妙，但没有一个人去主动投案或逃跑的。后来，3月10日，我们单位被军管了，我们四个头头被拘留了，带上手铐关进监狱。三到六个月后随著全国的形势发展又被放回来了继续闹革命，这些头头仍然受到造反派群众的热爱尊重。如果他们主动投案了，大概他们只能被保皇派接纳，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我相信，龙翔网友讲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龙翔等四名造反派领袖宁可被抓也不屈服的行为表现了他们当时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

          另一方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革命者明明有机会逃走，却主动选择“投案”并因此表现了革命精神和英雄气节的例子。比如，1903年后《苏报》案后邹容“主动投案”就是一例：

关于邹容的入狱，也颇显其重庆崽儿的耿直与豪气。章太炎被捕时，邹容并不在场，而当他得知消息后，却悲愤地说：“章兄为革命而被捕，我岂能置身事外！？”于是“主动投案”，毅然入狱与师友共患难，并在狱中与之共作“绝命词”。（见《重庆晨报》，“翩翩少年，血气方刚”）

          显然，邹容的“主动投案”决不能被认为是向敌人认罪投降，而恰恰是表现了这位革命小将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所以，关于“主动投案”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认为都是丧失气节、向敌人投降。如果这种“投案”的目的是为了乞求敌人的宽恕、幻想减轻自己的刑罚，那么当然是丧失气节的行为，严重的话也可以定性为投降。但是，如果所谓“投案”（从资产阶级法律来说，无论你动机是什么，正在被追逃的人主动找到公安局去，当然就是“投案”）是抱着对方要来抓你，你不怕他抓，并且主动找上门去那样一种态度，显然，就不仅不是投降，而是像邹容那样的英雄行为。

          2018年初，当时“八青年”的情况是，有四人是在广州被捕的，分别被羁押了半个月到一个月不等以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并释放。这些已经办理“取保候审”的四人虽然还有个“取保候审”的紧箍咒套着，但有日常的行动自由，一年后，如无其他问题，就结束“取保候审”，在形式上完全恢复自由。当时被“取保候审”的四人，后来都因不同的原因脱离了原来的集体，没有参加“佳士工人声援团”的工作。

          另外还有四人，也参加了广东工业大学读书会的活动，但是当时广州番禺警方没有抓到，所以就将他们列入了“网上追逃”的名单。这个“网上追逃”要特别说明一下。这是1999年以后才有的一项法律措施。“网上追逃”不等于通缉。通缉是一种执行逮捕的特殊形式，它的使用对象是应当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而网上追逃的主要对象是应当刑事拘留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其实际含义是，通缉的对象是经过公安局侦查，证据充分，可以定罪的犯罪嫌疑人；而网上追逃的对象则属于公安局仅进行过初步侦查、尚未掌握充分证据的犯罪嫌疑人。在具体执行中，对于被通缉的对象，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有责任积极追捕，其他公安部门有责任积极协助；而对于网上追逃的对象，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则并不积极追捕，如果“发现”了就抓，不“发现”就拖着。

          在“八青年关注团”发起以后，当时事态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八青年关注团”公开信发起以后，对方随后便取消四人的网上追逃措施。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也是后来实际发生的。既然这样，严元章等同志为什么还要设想“三步走”，而不是“一般宣传、公开信”两步就解决问题呢？

          红色中国网的资深网友们应当了解，“八青年关注团”的公开信并非红色中国网、各左派小组第一次发起这样的有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一般群众参加的公开信。在过去几年中，红色中国网分别参与发起过反对铁路私有化、为周秀云女士申冤、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的公开信。以往这几次公开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这一情况，大家是清楚的，严元章等同志也是了解的。

          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严元章等同志认识到，决不能幻想资产阶级当局仅仅因为左派的舆论呼吁就会让步。我们的决策必须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指望资产阶级会听从我们自己的如意算盘。

          所以，从主观上，我们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发公开信，对方就撤销网上追逃），但是不把我们的希望建立在这个最好的结果上，而是力求避免最坏的结果。

          那么，什么是最坏的结果呢？就是第二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关注团公开信发出后，对方既不抓人，也不取消网上追逃，就那么拖着。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关注团的公开信就必然和以往几次公开信一样，落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很多有经验的同志应该知道，搞这种公开信，发起的时候可以做到轰轰烈烈，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同志也就是个24小时到三天的热度。数日之后，还不见结果，绝大部分公开信参加者的热情自然就会消退。过不了多久，其中不少人恐怕也就会对自己说，宣传也是白宣传，呼吁也是白呼吁。类似于这样的反复调动左派积极分子热情，却又反复没有成果的工作方式，既不利于扩大左派的政治影响，也不利于加强左派内部的凝聚力。这是严元章等同志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这也应当是大多数红色中国网友都可以理解的。

          对于当时仍被网上追逃的四人来说，如果既不被抓但又被追逃，处境也很尴尬。他们不能乘坐火车、飞机，不能寄宿酒店，不能出现在一切使用身份证的场合，有的同志出门还要化装、戴墨镜，平常只能躲起来不出门。如此这般，几天、几星期，还能维持，能坚持几个月吗？能坚持一年以上吗？如果坚持不了，最后不还是要跑到公安局那里去“自首”？

          与其这样被动挨打，还不如主动出击；与其被动“自首”，还不如主动要求蹲监狱。这就是严元章等同志设想的第三步，也就是第三种情况。

          在第三种情况下，被网上追逃的四位同志不是被动地东躲西藏，而是主动到公安局要求蹲监狱，并开展说理斗争。这种行为，从对方的法律来说，当然就是“投案”。但是，如上所说，这种“投案”决不是投降，而是像邹容那样表现大无畏的精神。因为我们的四位青年去“投案”，不是乞求对方从轻处理，而是去主动开展说理斗争，并且不怕坐牢。

          在具体安排上，我们当时考虑了相应的、类似于行为艺术的宣传策略。在四位青年即将“投案”的前一天，就在网上全面宣传，四位青年将要不怕危险、主动坐牢。然后，在“投案”的当天，严元章同志将陪同四位青年，五人都准备好简单行李和铺盖卷，然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这些同志从住地前往公安局的全过程，都将在网上直播，同时随时报道这些同志在路上的豪言壮语，突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到这些同志到达公安局并进去后，在外面还会有同志以举牌等方式宣传，并“守候”他们出来。此后再根据事态发展调整宣传。

          这样做，可以充分体现几位进步青年不怕被捕、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也可以扩大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如果对方始终不放人，就等于为左派培养了几位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也评估过，因为当时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的案子并不是个大案子，也就相当于一个治安事件。为首的几名“主犯”不过是取保候审处理，这四位被网上追逃的青年在进去以后，只要注意策略，不说过头话，利用习近平的话来和基层警察进行说理斗争，最多也不过是关几天以后取保候审。这样，几位青年得到了锻炼，形象有很大提高，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人身自由，可以说取得了全胜。

          所以，直到现在为止，严元章等同志仍然认为，三步走的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虽然没有实行第三步，但广州番禺警方还是撤销了网逃措施呢？关于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是广洲番禺警方肚子里的蛔虫，其具体原因，我们是不得而知的。至于有些同志说，是因为当局慑于左派宣传的强大压力，我们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对舆论宣传压力的迷信，已经为后来声援团的惨痛失败彻底粉碎了。

          我们只能猜想，首先，是因为当时的“八青年”在当局眼里，还只是一般的同情工农的左翼进步青年，还没有了解“八青年”背后的组织系统，因而从对方的角度来说，还没有坚决镇压的必要。其次，通过撤销四人网上追逃，给左派一个“面子”，多少有一些收买人心的考虑。最后，从广东番禺警方的局部利益来说，政治案没有油水可赚，又要占用大量警力，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据传，公安部给他们下达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指示，他们也就乐得借坡下驴。

          但是，以上种种，仅仅是猜测，并没有切实的根据。我们也不想冒充事后诸葛亮。严元章等同志当时的考虑是，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不能一切凭侥幸，而必须一切从最坏的可能出发，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从真正掌握主动权的目的出发，仅仅有“一般宣传、公开信”这前两步恰恰是不够的。因为接下来，该怎么做，能怎么做，就全看人家的了。人家如果决定，就是不撤销网上追逃，就是要拖死你，左派将一点办法也没有。

          还有一个情况，做个补充说明。当时严元章同志已经去了北京，并与四青年商量好了第三步（后来他们又变卦）。确定了走第三步后，严元章同志便通过一位北京市公安局中经常请左派“喝茶”的朋友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对方。这样做，既是给那位公安局朋友“面子”也是给对方施加压力。所以，不排除，虽然这个第三步最后没有实施，但是还是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顾虑（当时在北京正要召开重要会议），因而对于对方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起了一定作用。关于这一点，当然目前也是我们的猜测。

          以上情况，可以算是我代表严元章同志给红色中国网的各位网友做的一个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