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法国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1845年所写的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最基本的思想。本文这里着重对“提纲”的第三条马克思对法国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和其中所阐述的群众史观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

18世纪法国 “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拉美特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都是杰出的唯物主义，同时他们还力图把他们的唯物论观点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和阐发了他们的环境决定论思想。

所谓环境决定论的思想，一是认为环境决定人们的精神、道德、善恶观念。他们认为，人的智力、情感、品德、才能等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爱尔维修说：“儿童在离开母胎、打开生活的门户之际，是毫无观念、毫无感情地投入生活的。……在摇篮里是感觉不到骄傲、慳吝、妒忌、野心、欲望、尊严、荣誉等感情的。”[1]（P500）二是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品德、才能、情感千差万别的原因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霍尔巴赫说：“他之变成或者对自己、或者对他的同胞们有益或有害，乃是由于环境把他引得向善或向恶；也就是说，乃是由于人们给他的教育、他所见到的榜样、他所听到的言语、他经常接触的人、他自己形成的或受别人灌输的观念、他所养成的习惯、尤其是支配他的行为的政府使他从自然获得的那个基础受到好的或坏的培养。” [1]（P645）

他还说，一个邪恶的父亲只能造就堕落的女儿；一个腐败的社会只适于腐化心灵和精神，一个不义的政府只能造就一批不义的、不和的奴隶，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自己的同伴，不但地彼此争夺，同尽心机互相谋害。三是认为，这种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教育、舆论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教育具有决定的意义。爱尔维修就明确地指出，人的才能和美德的来源，“既取决于支配人们生活的法律，也取决于人们所受的教育。” [1]（P478） “为了培养出道德的人，就必须有赏有罚，制定合理的法律，建立一种出色的政治形式。” [1]（P506）在他们看来，国民的美德靠的是法律的完善，而法律的完善则是以人类的理性的进步程度为转移的。对于法国哲学家的这种思想，马克思在他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它概括为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 [2]（第1卷，P59）

法国环境决定论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他们反对人本性善恶先天观点，主张后天观点，他们看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巨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特别是国家制度、法律、教育对人的作用。而且这种观点也是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和推翻封建政治制度的哲学理论依据。马克思从来不否认法国哲学家的合理之处。但是马克思1844年底和1845年初把他的整个着眼点放在批判以费尔巴哈为总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唯心史观思想时，就有必要把法国哲学家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作为一种典型拿来进行认真的解剖，剖析其中所包含的唯心史观的内容。这对于认识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整个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创立唯物史观思想有极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这里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环境决定论思想的两个要害错误：

第一，马克思说：“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2]（第1卷，P59）马克思认为，在人与环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问题上，固然有环境对人的作用，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的关系。因此，人还可以作用和改变环境，受教育者也可以教育教育者。而这种学说只是看到环境对人的作用，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对环境的作用，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说：“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2]（第1卷，P59）马克思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环境决定论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思想的实质。环境决定论主张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是简单地认为，环境是永远不变的。他们认为，环境也在改变，也应该由人来改变。但改变环境的“人”与环境决定的“人”并不是同一者。前者是教育者，是思想家、是理论家、是大人物，是权力者、统治者，他们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是历史和社会的主宰者。而后者则是受教育者、是小人物、是群众、是劳动者，是被统治者被压迫者，他们在主宰者面前，只能任其宰割和支配，而无任何的主体性和支配权。如霍尔巴赫认为，法律是“立法者”主观意志的产物，执政者和立法者，只要摆脱宗教偏见，发扬理性，思想清明，就会政治修明、法律公正，就会使社会面貌为之一新，从而导致一个良好的社会。爱尔维修则公开说：“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坏法律”[1]（P549）显然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思想。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环境决定论做出如此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马克思社会实践的结果。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投身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在《莱茵报》做编辑和主编期间，经常深入到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去。他亲身接触和观察了贫苦农民对《林木盗窃法》的激烈反对立场，他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为其辩护。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在批判黑格尔国家、法决定市民社会阐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法的观点的同时，也阐发了国家权力以人民为基础的思想。他说“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家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 [3]（第1卷，P279）1844年6月，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马克思非常关注这场斗争。他说，纺织工人起义在他们的那首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本质。” [3]（第1卷，P483）

其次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进行理论研究成果思想的延续。1848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国途中在巴黎拜见了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两位历史巨人的一生合作。其实，在此之前，他们之间已经有所了解。《德法年鉴》创刊时，恩格斯的两篇论文都被马克思采用。其中《英国状况》一文所阐发的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的思想对马克思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完成《神圣家族》一书时，恩格斯承担了较多的批判鲍威尔等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贬低和诋毁工人群众的言论的部分。他们在这本书中用大量篇幅驳斥了鲍威尔等人的谬论，阐述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第2卷，P104）“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4]（第2卷，P45）《提纲》中的思想是《神圣家族》思想的继续和深化。

最后是科学实践观思想的逻辑的必然产物。《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针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缺陷，提出和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思想，以及实践活动在人类认识和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正是以科学的实践观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批判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对法国环境决定论思想的批判武器就是科学的实践观思想。马克思在第一条中指出，旧唯物主义对现实、事物、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方面理解，马克思提出还要从人的实践活动方面从主体方面理解。实际上指出了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实践关系，而实践关系所揭示的主客体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如此，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

因此在承认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人对社会环境的作用。社会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每个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从实践的物质特性讲，他必然要受到客观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从实践的主体性特征来讲，他又能够改变社会环境，能够把自己的意愿深烙在社会环境中。马克思认为，任何人同环境的关系都是实践关系，大人物、权力者是，小人物、无权无势的普通群众也是实践关系。受环境制约的主体和改变环境的主体是同一主体。而环境决定论在大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只是看到大人物的 “意见支配世界”，而没有看到大人物也要受环境的支配和制约。而在小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则只是看到环境对人的作用，看不到小人物的主体作用。实质上都没有把他们同环境的本质关系看作实践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本身的改变不应该看作是两个过程，而是一个过程，其同一的基础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同时，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绝大多数的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者。他们不仅能够改造自然，也能够改造社会。他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在改造和清除自身落后和错误的因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讲：“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5]（第3卷，P78）无产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5]（第3卷，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