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多收了三五斗 —— 洋关故事（四）

现在说起旧中国时代的海关，有一种主流论调——认为当时的海关在清廉的洋人的掌控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维持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安全。

旧中国海关是否清廉，请看【洋关故事】前几篇。但即便“清廉”为真，但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国家会有什么下场？落后国家的工商业失去关税壁垒会怎样？旧中国的百年积贫积弱已经做了明确回答。

而即便不说中国失去的那些发展机会，只从一个农业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被洋人完全控制的海关依然给中国制造了太多的“惊喜”。下面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在教科书上读过的故事：

1932年，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大萧条进入第四个年头，全球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挣扎，东三省沦于日寇之手。

这些问题对于江南一带的农民来说，似乎都远到可以忽略。尽管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作为农民的张三仍然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想要买点煤油或者给家里的婆娘增加二尺衣物。

1932年算得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没有大规模的洪涝、干旱或者虫灾，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让农民可以偷偷地喘口气，交上历年的欠债与地租，多吃两口肉。

只是，当农民们去卖米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那年，中国通过海关进口的外国大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600万担，总体谷物进口超过了7800万担，平均每5个中国人就要进口一担米，粮价大跌。

来自越南、泰国（当时叫暹罗）的洋米通过英国的怡和、日本的三井、瑞士的福家洋行、丹麦的立基甚至还有华侨开办的德发行，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上海、广州，他们只卖4块钱一担甚至更低。

对于购粮吃饭的城市人口——比如工资稳定的小职员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到底还是有一个熟悉江南农村的中年文人记下了洋米洋面冲击波的效果：

直到80年代为止，中国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但又不是真能100%“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要买盐，买铁，买盖房子的木头，最后还要换来现金应付政府的捐税。对他们来说，稳定的粮价是世界秩序的基石。

而在军阀混战、日本入侵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农村的货币负担都在加重，以江苏南通为例，从1912年到1931年的20年间，一亩地的负担竟然上涨了6.5倍，可即使在1932年丰收之年，粮食亩产也没有超过清朝。

清朝年间，农民负担已然不轻。民国时期年间翻倍地上涨，中国农民是怎么支撑下来的呢？

中国农民“幸运”地遇上一次席卷中国的通货膨胀。

20世纪初期，由于大萧条与各国确立金本位的影响，金贵银贱，特别是白银法案之前，美国还大量抛售白银，更是把国际银价打入低谷。这导致廉价白银流入银本位的中国，银元不断贬值，粮价不断上涨，从1912年到1931年上涨了2倍多。

粮价上涨尽管损害了城市工人的利益，却也使千千万万像张三一样的农民能够勉强在苛捐杂税中活下来。

1932年，粮价上涨趋势倒转，农民的噩梦降临了。

注意本表是平均价格，实际上米价波动非常大，各种数据都有，这个只能作为参考

20世纪30年代初，除了叶圣陶，还有很多农业学者惊呼：

海关就是趋势翻转的主谋之一。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洋米，农民们无力竞争，不是农民工作不努力不肯996，也不是他不肯省吃俭用。

在那个年代，农民们已经把自己的消费支出压缩到人类维持生存的最底限了，但是依旧难以维持生活。

从下图可以看到，在民国时代，农民的收入中用于伙食开支的占63.92%，其中伙食开支用来买肉的，只有1%，注意是占全部伙食开支的1%。

他们已经非常努力了，比现在绝大部分人都要更努力地想要活下去。可是他的粮食要卖到广州、上海换钱，必须付出重重的盘剥与厘金，运输成本高得惊人。

而越南米，泰国米从轮船一路开到广州、上海，方便快捷也就算了，更可怕的是在海关税务制度当中，洋米居然是免税的。

4块钱一担的洋米，不需要加任何关税地涌入中国市场，这对殖民地农业资本来说，是大萧条年代的救命稻草，却是对中国农民的谋杀！

1932年，为了应对大萧条，德国小麦进口税率为30.86%，意大利的小麦进口为20.46%，法国虽然农业发达不怕冲击，小麦税率也有16.24%。而中国对粮食进口关税竟然是零！难怪各粮食出产国疯狂倾销中国，以求免于危机。

于是极为讽刺的事情发生了，身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大量进口洋米，最高期间占据总进口量的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