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俄国援助我们的防疫物资到了，别人论“吨”，他家论“平方米”，不少朋友感动之余，称之为“铁憨憨”。 我有位民航系统工作多年的朋友老刘(网名：忠义双全袁宫保)，从专业角度解析了毛子哥这种装运物资的“铁憨憨”气：“货物已经从驾驶舱门直接堆到货舱尾部气密隔板(货舱顶部那个舱门就是折叠上去的气密隔板)，真满满当当，毛子真是铁憨憨，这种装法在下佩服。” 其实70多年前，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1930年代末，苏联援华飞行队也是这种气质，踏实扎实瓷实，而不张扬显摆，而且极为巧合的是当年他们的援助中心城市，也是今天的武汉! 只不过，当年毛子哥帮我们抗日，今天帮我们抗疫。 1938年5月至8月，这3个多月保卫武汉的激烈战斗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曾9次在武汉上空联合进行对日作战，共击落敌机62架，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此外，有统计数字显示： 苏联援助中国用于作战的飞机是中国原有作战飞机的2.9倍之多，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从苏、美、德、法、英等诸国购买、租赁的飞机2239架中的40% 。 苏联援华飞行队在华四年，共派出1091名飞行员和1250架飞机，参加了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重大战役，总计击落日机275架，炸毁日机264架，炸沉日军各类船舰70余艘。 牺牲人数227人，约占苏联援华空军人员总数的6.2%，占援华各国飞行员总数的20. 8%。
康有为的广东南海同乡劳声寰，当时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正好经历了苏联援华飞行队来华助战的特殊时期，见证了毛子哥特有的“铁憨憨”气质。 比如他们受教育程度并不算高，数学程度越是当时中国初高中的水平，但业务精良，独当一面的同时，还能兼顾其他技术问题，同时纪律性极强。飞航人员在机场待命，不奉命令，即便口渴饥饿，也不擅离职守。 而且极富文艺气质，动辄就是男声四重唱的节奏，唱得兴起，门口的司机都上台参加演出，大跳高加索舞，国民党空军自诩精英，能唱的歌最多不超过五首，觉得这点很没面子，突击组织学习了一下流行歌曲，勉强搞到能唱20首，才能与之“别苗头”。 这还不算什么，在武汉街头，苏联飞行员付钱给黄包车夫，却不坐车，而跟着跑，也是当时著名铁憨憨气质的事件。 一位叫雷恰戈夫的苏联空军军官，某日带几名飞行员到汉口办事，被人力车夫视为有钱的“洋大人”，一再请求他们坐车。没办法，雷恰戈夫不得不同意“使用他的服务”，给了人力车夫10美元，但并没有坐车，而是让人力车夫拉着他的帽子跑。 于是“人力车夫，大概是一生中第一次开怀大笑了，因为这些俄罗斯怪人只付钱不坐车，或者是我们自己按照顺序轮流当车夫和乘客。” 他们生活清苦而严肃，劳声寰和国民党空军的不少军官，既给自己的飞行员安排那啥，后来也曾给美国人安排过，但苏联飞行员从来不参与，也不扰民，即便是陈纳德和李宗仁都曾对他们称赞有加。 陈纳德更认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比美国飞行员年龄大，而且更成熟，对战事似乎永不疲倦。” 而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对苏联援华飞行队评价更高，今天看来，简直是满满的“铁憨憨”气质： “当使用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向平静的中国城市扔着美国钢铁制成的炸弹的时候，从苏联派来了带着武器和弹药的飞行员和志愿者，帮助我们抵御外国侵略者。在我眼里，苏联飞行员在中国医院里因伤病牺牲，而美国人卖给日本人钢铁和汽油，再给中国送来药品。现在，我们自己应该想想，谁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无独有偶，另一个特殊的见证人和评论人，也是跟苏联援华飞行队别苗头的陈纳德，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做出了与冯玉祥非常相似的评价：“日本攻占上海后不久，中国发出呼吁，请求列强援助，只有苏联做出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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