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常与共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
【“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抄录了这段话。
现在，重读《宣言》和序言，我们深切感到要把“但书”反过来理解，因为那种过于“老实”的读书法，也是教条主义的直接诱因。时代不同了，读书更要会读。那么，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虽然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随着政治形势的完全改变，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这个属于经验史学的问题，可以交给考据家去分析。虽然《宣言》第四章的原则就其实际运用来说，在1888年似乎已经过时，但是，相关论述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而且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一点也没有过时。
这样说，是结论先行吗？未必。《宣言》第四章里，至少可以抽出如下十七个命题：
命题一：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包括但不限于反对某个具体的雇主及其手下的“小头目”的物质盘剥和精神压榨，也包括但不限于工人作为群体参与企业日常管理的机会平等问题。
命题二：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此有过经典论述：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共产党人，是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结合论者。按毛主席的话说，首先“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忘掉了“革命”，也就丧失了“我是谁”的合法性。
命题三：共产党人不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毛主席列出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命题四：共产党人不忽略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
这里的政党，不限于具体语境中的“激进派”。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规律、第一规律，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人分“九种”，想法不同。同样“姓马”的先进的工人阶级组织内部，就没有矛盾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花了多大的精力，与所谓内部人、身边人开展了不可调和的、不能通融的斗争？怎么可能纯而又纯、铁板一块呢？到了共产主义，矛盾也会有，一万年也会有。
命题五：共产党人支持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
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这是历史经验，更是普世价值。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又何尝不是亚非拉、欧罗巴一切问题的根源？没有土地革命，没有把土地从封建地主阶级手中解放出来，没有“耕者有其田”的初级阶段，民族解放的先决条件“吃饭问题”就无从谈起。而土地革命的成功之日，也就是民族解放亦即民族复兴的奠基之时。按照恩格斯在《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里的话说，就是“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就是民族的“独立”，当时的为欧洲的各民族真诚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波兰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于此而言，把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误读。
命题六：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共同反对敌人的前提，是后者采取革命的行动。
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将抗日，能不能联起来，主动权在我，看表现在彼，忠不忠看行动，说大话、写虚文、打包票，是靠不住的。1848年欧洲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是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国际性和阶级性，独立性又明确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才是对付一贯的反革命应有的“两手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