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 —— “主导亚洲”还是超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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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n fang

四月初，李世默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回归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无可厚非，并且理所当然”。

https://www.guancha.cn/LiShiMo/2015_04_03_314644.shtml

李世默所谓的“主导亚洲”，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主导”呢？是在领土争端上取得主导权吗？譬如说，他紧接着提到的钓鱼岛、黄岩岛问题？

李世默是这样说的：“战略的核心在于权衡利弊，最终使自身利益达到最优。中国的目标，就是在不触发战争的前提下，对现状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调整。不管是同菲律宾人在南海上的较量，还是与日本人在东海的对峙，中国的的确确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中国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过去的状况是日本否认争议的存在，行政控制权基本在日本手中。现在中国的行动使争议成为现实，也显示了自己在钓鱼岛地区的存在，但并没有引发战争。在南海也一样，中国在黄岩岛附近的存在扭转了原有局势，同样没有触动战争的机括。

”没错，目前中国在领海的行动，的确是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又没有激发战争的。实际上，如果纯粹从李世默所说的“最有利于自身发展”来考虑，在钓鱼岛、黄岩岛因争夺控制权而爆发战争，本身就是对中国发展没有实质性好处的。也就是说，中国本来就没有必要因诸如“夺岛”一类的原因触发战争，因为对于中国来说，钓鱼岛、黄岩岛的政治意义本来就远大于实际的经济利益。

譬如钓鱼岛，它的主要经济意义就是东海油田的归属。而实际上，不管钓鱼岛有没有被我们完全控制，东海的油田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可以开发。相对来说，黄岩岛的经济利益就更小了。至于被越南等国控制的南沙诸岛，中国也不大可能纯粹为了这些岛屿开战。从这些海域开采的石油产值占到了越南GDP的30%，如果中国真的要夺回，势必引发极其强烈的反弹，即使控制了岛屿，也未必能够安心开采石油。对于这些岛屿而言，维持武装的巡视，已经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政治象征的意义；如果真的试图完全控制而引发战争，反倒是得不偿失的事。

既然实际的完全控制权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自然，领土争端的主动权也就肯定不是所谓“主导亚洲”的主要含意，因为它更多是在政治意义、象征意义上重要，而不是在“最有利于自身发展”上重要。

正如李世默在春秋研究院的同事宋鲁郑所说的那样：“今天中日之争的核心并不是钓鱼岛、靖国神社或者历史问题，而是谁来主导亚洲。

这一次不会有双赢，要么日本承认（默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要么中国崛起失败，日本在美国扶持下继续主导亚洲。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阅兵，中国向日本发出的就是这样坚定的信息。未来，等到日本臣服并认罪之时（日本这个民族不臣服是不会认罪的），也就是邀请日本共同参加大阅兵之时。

”宋鲁郑：抗战阅兵再次昭示中共合法性显然，在他们看来，“核心”既不是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也不是“历史问题”，那还剩下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经济问题。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出：所谓“主导亚洲”，真正关键的意义还是在于“经济利益”。有关于主导权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中国与日本在泰国的高铁订单争夺战。海外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的争夺，关系到中国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系到过剩产能和资本能否得到消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找到更多的稳定增长点。

从李世默们的视角来看，这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这类问题的地位，自然也就比所谓的“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重要多了。

学者尹鸿伟发表在观察者网的一篇文章这样说：“其实早在几年前，中国和日本就不遗余力地争夺东南亚的国际高铁网，都希望在东南亚确立“以我为主”的游戏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不过，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不平衡以及国际间利益博弈，也使得各种计划很难具体落实。

”英拉政府时期，泰国曾经有过“中泰铁路”的“大米换高铁”计划。去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巴育上台担任总理，中泰高铁项目也就变得前景不明起来。去年12月23日，巴育到中国访问并体验了京津城际列车。但今年2月6日，巴育在曼谷会见日本媒体时却表示：“我认为最终目标是引进日本新干线。

日本新干线获得青睐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日本愿意提供低息贷款。泰国运输部称，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利息，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2%，在铁路系统运营管理方面为4%，泰国政府无法承担这么高的利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计划使用ODA资金向泰国提供低息的建设资金，利息仅为1%。

当然，结果也还未就此敲定。就目前而言，日本的贷款利息虽然较中国低，但建设造价成本却比中国高，因此财力有限的泰国最终选择哪家仍有待观察。而且，泰国政府也不会仅仅只对经济效益进行考量。

尹鸿伟这篇文章提到，当地一位中国企业家提醒：“境外项目除了经济考量之外，更有政治、社会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将铁路线向东南亚扩展，中国一方面是做生意，另一方面也有战略需求，这些因素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缅甸、泰国政府对此都很谨慎。

”显然，这些国家如果在战略上完全顺应中国的需要，无疑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反弹。东南亚各国政府显然应当谨慎考虑：将自己的前途与中国的战略捆绑在一起，有没有必要，有没有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按尹鸿伟的说法，“一切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为了自身发展，中国必须要在各大国对亚洲市场的竞逐中取得主导权，要让东南亚各国认识到：与中国结成“命运共同体”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为此，势必要挑战已有的格局，导致一定的紧张局势也是在所难免。

就像李世默承认的：“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就不得不寻求调整亚洲范围内的世界格局，这自然会产生摩擦。你既然想在席上分得更大一杯羹，就不可能指望在座诸君都心甘情愿地成人之美。

这在商界定然行不通。在我25年的投资者生涯里，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形：某天我在董事会议里宣布：‘我认为我在这间公司持有的股份应当再高些。’而在座股东纷纷鼓掌叫好：‘好啊，您要不再多拿点儿。’这种好事从来不会发生，所以造成紧张局势也是在所难免。

”那么，如何调整现有的格局呢？增强内部实力固然是重要的一环。如果我们的企业成本能够再低一点，我们自然能够给出更低廉的价格，赢得这场竞争。然而，中国制造业成本下降的空间还有多大？除非我们能够无视人民诉求，否则社会将不会允许我们再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维持竞争力。

更何况，即使我们的竞争力足够强，只要当地的政府依然碍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压力而犹豫不决，项目也还是有可能泡汤。因而，仅仅改善内部条件是不够的，我们同时还应当具备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必然得包括对抗其他国家在当地的政治压力。

政治压力靠经济压力是无法完全抵消的，这样一来，像欧美国家那样，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政治压力，或者干脆在这些国家扶持亲中的代理人，似乎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在李世默们“主导亚洲”的逻辑下，“使自身利益达到最优”的原则必然是要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产生矛盾的。他们在这一矛盾中会选择何者，是不言自明的逻辑必然。

就像宋鲁郑说的那样——“要使日本臣服”，除了使用强有力的干涉手段，我想不出还能用什么方法使一个国家“臣服”。放弃“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会不会对自己也造成损害呢？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始终强调“不干涉”，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地区分裂问题上免受国外势力的干扰。然而，这种“保护”基本只是口头意义上的。

即使我们再如何表达不满，人家该干涉的还是会干涉，口头反对根本无效。因而，是否坚持这样的口号，对最看重实际利益的李世默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大不了换一种方式表达抗议。更何况，我们也完全可以依然在口头上坚持，只是在背地里做另外一套。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另外一种风险。那就是：一旦通过施加政治压力还是无法解决矛盾，那就仍然不排除有战争的风险了。既然李世默的原则是“战略的核心在于权衡利弊，最终使自身利益达到最优”，那么只要战争在利弊考量中取得了优势，它就很可能会成为他们所支持的选项之一。

对于鼓吹战争的人而言，无论其之前表现得多么“热爱和平”，他们也一定能为自己的主张找到合理化的借口，骗取国民的支持，这是历史所无数次证明了的。

譬如，之前被认为是次要的领土问题，到这时候就可以被拿出来作为动武的借口了。小岛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战争的目的就是使对方在谈判桌前妥协，承认赢家在这片市场的主导地位，放弃那些自己原本想要争取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宋鲁郑所谓的“臣服”。这样一来，所谓的“主导权”才来的彻彻底底。当然，争夺市场的矛盾会不会激化到这种程度，短期来看还是很难判断的。但是，谁又能保证第二个“大萧条”不会突然降临呢？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究是要面临这一难题的，早已融入其中的中国又怎可能永远幸免？既然无法幸免，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危机来临前做好选择的准备：是卷入一场黑暗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是创造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世界？

有一些人幻想着：我们在参与这场资本主义竞争的同时，可以实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改造。可是，如果“改造”与“竞争”是相矛盾的，又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呢？如果所谓改造的结果，譬如什么员工持股之类，依然是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服务，又算什么改造？如果我们为了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体系，对与第三世界我们不去剥削，而是去给人家白送钱，我们又怎么可能在竞争中获胜？——资本主义可不管你道德有多高尚。

一些人说，我们帮助落后国家发展了工业，实现了双赢。这是没错，然而这也仅是一个阶段的事情。我们国家当初招商引资，不也是在“双赢”么？然而现在，中国外资工厂里爆发的工运又有多少起呢？

实际上，李世默们又真的想对这一体系进行什么实质的改造吗？李世默说：“中国的战略规划与美国的利益目标，加上二者互相依赖的关系，终将创建出一个稳定的新格局。”请问，这样的“新格局”又怎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

欧美核心国家内部之所以尚未爆发十分强烈的阶级抗争，是因为他们凭借在世界体系的优势，将获取的一部分超额剩余价值回馈给了国内的劳动者。

对于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后，“新常态”之前，执政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上的，这样即使社会存在极大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也依然能享受到一些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

然而在“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无法避免地下滑，要维持合法性就只有增发福利，实行再分配。那么，再分配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如果是“劫富济贫”，缩小国内收入差距，那么无疑会触动到资产阶级的利益。

想要避免这一点，就只能学欧美国家一样，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拿回国内分配。可问题在于，只要我们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格局，我们即使赢得了再多的市场和项目，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口都去享受高福利的生活，这样一来，也就依然无法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发达国家的人口已经有10亿左右了，除非把那10亿人都排挤掉，否则不可能再多上十几亿人。

资本主义要竞争，要激励，要保证利润，不可能让福利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让20多亿人，甚至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福利生活的理想，只能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实现。

毕竟，人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永不停息的，总会有更好的社会出现。当然，一个更好的社会不是从“我认为它好所以它就应该实现”的空想中产生的——它只是人们在矛盾中抗争，在抗争中探索，在探索中超越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