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十）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十）

作者：远航一号

      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人们从不同的理论观点、政治立场出发，往往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即使到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范围内还是在反马克思主义者范围内，关于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是不是真资本主义，是整个的资本主义还是局部的资本主义，是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上不是资本主义还是整个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等等，都还有一些争论。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国一地的局部地理范围跳出来，从眼前的几十年（世界历史长河的一个短暂瞬间）跳出来，那么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别出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与此前的各个历史时代（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历史时代）相比，有着哪些本质的特征。所谓“本质”的特征，就是说，这些特征贯穿着整个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规定着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的运动规律；如果离开了这些特征，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有哪些本质特征呢？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也就是自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在满足全部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外还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分裂为各个对抗性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终年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不占有剩余产品；占社会极少数人口的剥削阶级从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且独占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阶级以及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国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但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及剥削阶级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这些都是所有阶级社会共同的特征，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独有的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历史特征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阶级不仅独占社会剩余产品，而且将剩余产品中比较大的一部分拿出来经常地、反复地用于社会物质生产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商品货币关系又从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剩余产品演变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又表现为利润、利息、租金、税收等）。

      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各个人类社会的人口以及物质生产总量的增长都是比较缓慢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及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在西北欧的一部分地区，出现了人口和物质生产总量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到了二十世纪，差不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都形成了这种物质生产按照几何级数不断扩大的趋势。

    无论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将剩余产品中比较大的一部分经常地、反复地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物质生产规模按照几何级数不断增长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区别于以往各个历史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时代，人类各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规模一直发展缓慢甚至中断和倒退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伟大”文明在政治上往往采取中央集权帝国的形式。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可以保证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内有基本的秩序和安全，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及商品贸易的正常往来。但是，在中央集权帝国下，帝国往往会攫取剩余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统治者的奢侈消费以及完成某些公共职能。这样，在帝国统治范围内的早期商业资本家或手工业资本家往往不会有很大的动力将利润用于资本积累，更不会将资本投入有较高风险的物质生产活动。

      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不同，在西欧，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在经历了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和农民起义以后，中世纪时代的等级封建制和庄园农奴制全面瓦解。到了十五世纪，西欧开始出现了若干个早期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彼此之间在领土和人口资源方面大致相当，在长期的相互征战中，谁也不能彻底征服和消灭其他的“民族国家”。

      为了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占得上风，西欧各国在各自的财政收入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纷纷向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南部的商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借贷。到后来，为了扩大潜在的税收和借贷来源，西欧各国又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帮助某些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起初主要采取扩大海外贸易的方式）。这时，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才初步具备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雏形才开始出现。

      然而，仅仅是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还远远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发展。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人口的增长以及物质生产的扩张往往受到一个地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限制。事实上，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经济已经接近传统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生态极限，森林被过度砍伐（森林覆盖率从罗马帝国末期的95%下降到十七世纪初的20%），贵金属资源开始枯竭。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是靠着不断的地理扩张才摆脱了欧洲自身所面临的生态困境。

      对美洲的征服不仅给新兴的西欧资本主义带来了大量贵金属，而且还带来了新的农作物，使得单位土地面积能够生产的热量大幅度提高，促进并保障了欧洲人口在此后几个世纪的大幅度增长。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所生产的大量的糖，为欧洲人口提供了热量补充，连西欧普通的工人阶级都能够享受到。用在印度和北美种植的棉花制成的棉织品，不仅比毛织品和麻织品更加舒适，而且使得英国等核心国家可以节约用于养羊或种植亚麻所需要的土地，从而加快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工业化。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到全球，要支撑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还是要靠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特别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历史上，在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中，90%以上的劳动力都束缚在农业生产中，以保证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食物生产。即使在全球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劳动力中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从事农业生产；而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全世界劳动力中仍然有大约二分之一在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力大量地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全球资本积累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而在过去约两个世纪中，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通过大量增加化石燃料的消费、用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代替传统的可再生能源（木材、秸秆、动物粪便等）来实现的。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自十九世纪初以来世界经济总产值以及由于化石燃料燃烧而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各自增长的情况；后者可以反映化石燃料消费增长的情况。

      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产值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几乎同步增长。1820-2020年，世界经济总产值增长了大约60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大约59倍。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导致了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的持续、大幅度上升。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自公元1000年以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情况以及自1880年以来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变化的情况。

      上图中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情况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资本主义时代给地球的大气层以及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所打上的深刻烙印。在工业化以前时代（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曾经长时间地稳定在大约280百万分比。2020年，这一浓度已经增加到414百万分比。在过去十年中，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24个百万分比。按照这一速度，至本世纪末，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将超过600百万分比，相当于工业化以前时代的两倍多。

      如果以1880-1920年的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作为工业化以前时代平均温度的近似值，那么，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相对于1880-1920年平均温度的偏离就可以大致代表相对于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全球变暖幅度。据此计算，2011-2020年的平均温度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已经上升了1.1摄氏度（其中，2020年的平均温度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上升了1.3摄氏度）。在过去十年中，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增加了0.3摄氏度。按照这个速度，到本世纪末，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以前时代增加三摄氏度以上。

      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将引起西南极洲冰盖融化，进而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5-10米，淹没世界上数量众多的沿海城市。全球变暖超过两摄氏度以后，还会通过南北两极附近的冰盖或海冰的融化以及世界各地的植被变化，引起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一系列气候反馈。比如，北冰洋海冰融化后，将不再反射太阳光而是吸收太阳光带来的热能；北极地区的冻土带融化后，会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大洋中的浮游生物可能大量死亡，导致海洋食物链崩溃。

      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亚马逊热带雨林将崩溃，整个的亚热带地区将全面沙漠化，几十亿人口可能成为环境难民。到那时，人类将完全失去对全球变暖过程的控制，即使不再有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也将最终超过六摄氏度。

      人在生理上可以承受的湿球温度（湿度100%条件下的温度）的极限大约是35摄氏度。超过这个极限，人体将无法有效地向周边散热，新陈代谢过程将很快崩溃；如果是在室外从事体力劳动的条件下，人体可以承受的湿球温度极限大约是33摄氏度。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的人口生活在年最高湿球温度在28摄氏度以上的地区。所以，如果全球变暖超过六摄氏度，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可见，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在生态环境领域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世界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面临坍塌。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要避免全球生态系统崩溃并维持人类文明的存续，必须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全球变暖的幅度限制在两摄氏度以下。

      要将全球变暖的幅度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从现在起到本世界末，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能超过1.3万亿吨；这1.3万亿吨就是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既没有公有制计划经济，也没有世界政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彼此相互竞争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所以，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必须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各个民族国家。

      在这个随笔系列中，我们反复论述的一个观点，就是霸权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发展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过去，霸权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维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和平”、维持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宏观稳定以及建设并巩固体系范围的社会妥协。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协调乃至限制各个民族国家的资本积累，从而将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限制在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所允许的范围内。

      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31%，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8%；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14%，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如果将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按照世界各国人口在各个国家之间“公平”分配，那么，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大约是2300亿吨，美国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大约是500亿吨。

      下面第三个图说明了在全世界碳排放总预算“公平”分配条件下，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各自的二氧化碳排放轨迹。

      如图，在“公平”分配条件下，如果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23年开始下降，则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从2023年起直至本世纪末，每年下降约5%；如果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23年开始下降，则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从2023年起直至本世纪末，每年下降约10%。此外，世界其他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在2030年以前就达到峰值，此后逐步下降。

      那么，中国和美国能否通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办法来一方面满足全球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维持必要的资本积累速度并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呢？

      目前，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主要是用于生产电力。如果我们假设，到2100年，全世界的电力生产可以实现100%的“去碳化”（即全部用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来生产）；再假设，到2100年全世界初级能源消费中70%用于电力生产（目前世界初级能源消费中大约40%用于电力生产），而不用于电力生产的30%全部来自于相对最清洁的天然气。那么，至2100年，全世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大约可以下降到每吨油当量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约700公斤。

      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大约是每吨油当量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约2.4吨。这样，按照上述的乐观假设，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全世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最多可以下降约70%，年平均下降约1.5%。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假设全世界经济产值的能源消费强度年平均下降约1.5%，那么，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经济产值的碳排放强度最多可以下降约90%，年平均下降约3%。

      考虑到中国经济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大约高出70%，如果假设至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世界平均水平趋同，那么，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中国经济的碳排放强度最多可以下降约95%，年平均下降约4%。但是，如上所述，如果中国要按照全世界碳排放总预算分配的“公平”方案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减少约5%。两相比较，中国经济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负增长约1%，才能将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在“公平”方案所允许的范围内。

      至于美国，如果要按照全世界碳排放总预算分配的“公平”方案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减少约10%。如果美国经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从现在起每年减少3%，那么，美国经济必须从2023年起每年负增长约7%，才能将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在“公平”方案所允许的范围内。

      显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在经济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维持资本积累或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

      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大国又无法代替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全面瓦解的总危机。在未来几十年，由于现有霸权秩序的崩溃，中东等地区将面临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进而威胁欧洲的稳定；全球经济将由于失去有效的宏观协调而陷入长期动荡；全球生态系统将迅速走向崩溃；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掌握了核武器或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因为各种偶然原因引起区域乃至全球核战争的风险将不断上升。

      那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结人类以前，饱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能否及时地终结资本主义并开创美好未来呢？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传统核心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形成的阶级妥协秩序已经濒于瓦解。然而，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伴随这一分工体系而运行的不平等交换机制彻底分崩离析之前，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分享来自于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在可预见的将来，传统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尽可能维护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获得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利益，增加核心国家资产阶级的困难。以革命方式来根本改造现存社会秩序，既不是核心国家工人运动目前的政治目标，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彻底崩溃之前，也不符合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眼前的直接物质利益。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广大的外围地区，许多国家由于无法被有效地吸收进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已经沦为无法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的所谓“失败国家”（包括非洲的广大地区以及中东、中亚乃至东欧的一部分）。在这些“失败国家”中，在阶级、种族、宗教等复杂矛盾的压迫下，广大劳动群众常常在死亡线上挣扎，朝不保夕，不得不寻求或追随某些极端宗教团体，以获得最基本的“保护”。

      在部分外围国家，如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秘鲁等，仍然存在着争取摆脱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压迫、以劳动农民为主要群众基础的武装斗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条件下，这样的斗争已经无法进一步发展为可以夺取一国或数国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尼泊尔，所谓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以后很快腐化堕落，甚至无法完成并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若干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半外围国家，如若干拉丁美洲国家，曾经一度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选举产生了一些号称“左转”的进步政权。但是，由于这些进步政权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做后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中的某一派依托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从来没有跳出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实行有限社会改良的局限。一旦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这些进步政权便纷纷陷入困境。

      未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形势要发生根本性的转折，需要在一个无产阶级力量强大的大国首先发生革命，这样的革命需要从一开始就打碎全球资本主义分工的关键链条，进而带来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在未来几十年，只有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才有可能符合这样的条件。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为了打击本地区的工人阶级，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纷纷将工业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剥削中国的广大廉价劳动力。但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资本主义积累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将有力量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在这方面，他们还将得到政治上逐渐觉醒、逐渐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援助。另一方面，与历史上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既力量也无意愿用认真的社会改良来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这样，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论是从自身的眼前利益出发，还是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或者是从自身可以动员的力量以及可以团结的力量出发，才有充分的理由以及充分的条件可以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推向现存社会秩序可以容纳的界限以外，从而不仅推翻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吹响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