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抗争的组织问题

谈抗争的组织问题

谈到组织问题，我们肯定列宁思想及其先锋队组织在十月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无法脱离当时俄国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结构，若是脱离了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就想依靠复制先锋队以复制革命，那未免是天方夜谭。

任何组织的运行都需要组织成员提供两项重要的资源——金钱和时间。这两样资源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背景下，或是一些中产阶级发达和拥有独立公民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的社会中是相对充足的。然而在一些国家-社会边境模糊，大小事务都被列宁式官僚制度领导的现代国家，独立组织是很难生存或发展，更不要说是运动组织了。

当然不是说组织不重要，而是不能不考虑后果，为了组织而组织（正如一些组织喜欢为了运动而运动一样），更要意识要在某些社会进行组织所面临的结构性政治挑战到底是什么。通过对两个现代案例，美国民权运动组织和欧洲列宁主义组织的批判性研究和观察，希望可以引起听众的一些思考。

美国19-20世纪中期之间大部分运转良好的挑战性组织，都采取了科层制的相对正式的组织模式。但随着更多涉及民权和弱势群体的进步运动的发展，这一组织暴露出一个问题，正式的组织虽然有助于调动资源，但却缺乏动员更多人参与的草根性。于是乎，一个运动组织越是企图运用一个科层制的结构把作为思想和金钱来源的“外部灌输者”和作为主要人力的受益者工农阶级联系在一起，组织内部的矛盾和紧张就越多。当组织者的利益替代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反而限制了社会合作和民主的力量。进一步，科层制会导致“寡头化”，要么使得运动领袖被直接收买，比如宋江，要么使得运动领袖左倾冒进，比如王明，那么科层制组织就成了实现变革的阻碍。

最重要的是，组织越是涉及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就越大，注意是组织内部的矛盾，而非阶级斗争意义的矛盾。组织同盟对于社会变革的程度和选择的策略的观念差异越大，敌意性就越大。这就使得很多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只是有能力解释“伟大导师的著作”并将它们与今天的事件联系起来，而并没什么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成了一种组织生态。具有邻近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他们的意识形态近到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具有高度相似性，是他们不得不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大打出手”。如果只是停留在互联网上还好，但一旦进入线下实践，作为一种策略，一些运动组织不得不采取一种极端的、不兼容的意识形态立场，以便与其他组织拉开距离。而这种策略在某些政治环境下非常危险和盲目的。

用这一组织学视角来解释近期的“未明子和激流网争议事件”，总结来说就是，在左翼同志和左翼话语作为边际资源的可获得性下降的条件下，目标相近的组织之间的直接竞争和冲突会趋于激烈。其次，左翼组织往往要求成员身心高度投入的组织，例如掌握相当的理论储备和较高的道德水平，那么这样相近组织对资源竞争就要更激烈了。而且，如果组织争夺的是相近的听众，比如网左群体，那么一个左翼体系下各组织关于社会变革的程度和所要求的策略的观念差异越大，敌意性冲突越严重，甚至出现人身攻击等等行为。例如对概念的解释权，对斗争话语的塑造权和对学习方向和实践策略的计划权。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各类“开除左籍”的“内斗”行为。

左翼“开除左籍”的内斗行为还尤其体现在对“老保”话语的塑造上。所谓“老保”，是指年轻/学生左翼对年龄较大或相对保守的或是在体制内的老左翼的批判话语。这种批判在互联网上听起来十分激动人心，但是否有利于抗争政治的实践，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从现实中的案例看出，在高压环境下，体制内的盟友是其他缺少资源的行动者可以依靠的一种外部资源。正如一位“逆练”抗争政治的学者所强调的，“如果老左派和学生左派发生了真正的联合，那么对于……”在歌剧《悲惨世界》的剧情中，ABC社的革命学生正是通过和拉马克将军的关系获得了组织资本，更是通过拉马克将军葬礼的合法性发动了革命。当然，联合也不能没有底线和思考，这取决于约定的基本的行为准则共识和政治原则，而非简单的意识形态。

图1: 抗争政治的政体模型，挑战者和政治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关系强调了分裂的精英和可靠的盟友对革命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当一个组织（在秩序井然时期）是建立在思想共识之上，而非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经验或物质兴趣的基础，那就如同是“建立在沙子上的组织”，是不可持续的。很多英国的列宁主义组织的参与者之所以加入组织，并不是因为该组织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英国警察的暴行或组织罢工以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该组织的理念。人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在团体中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即使他们碰巧是工人阶级——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除了对这些想法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承诺之外，没有真正需要一起工作，这种承诺可能很高，甚至可以自我牺牲，但本质上仍然是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的。

欧洲的马列主义组织还存在一个基本误解是认为只要继续招募新人，就能解决一切组织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士气高昂时组织才会成功，而经验丰富的成员花了数十年时间学习如何保持这种士气。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搞点活动，开个大会，招几个人，就没事了。然而这只是一种试图通过“集体努力”“合理化”“警告”的行为。其结果，最后不过是建立一个和一般中产阶级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的组织，既和革命无关，也和阶级力量关系不大。

对于抗争者来说，认知偏差：“一种无懈可击的错觉”，“自我任命的思想卫士”，“自认为有历史站在自己一边”尤其危险。再加上学生们丰富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左翼抗争者对革命等历史拥有更多的或乌托邦或教条的记忆，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的记忆使得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一种“左倾”或“投机性”，具体体现在活跃分子们往往盲目乐观地夸大高估其行动所面临的政治机遇。政治机遇可以分为稳定型（大众媒体、大众话语、制度手段）和变异型（精英分裂，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动荡等）。冒进的活跃分子往往在矛盾尚未爆发的时候便极力鼓吹或试图计划性创造变异型政治机遇，而将稳定型政治机遇视为“妥协或投降”，最终导致失败和牺牲，乃至是“过去三十年培养的马列毛青年被一网打尽”的尴尬结局。

图2: 变异型和稳定型的抗争政治机遇

在美国，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联盟和资产阶级政权对“劳工骑士团”的无情镇压（美国19-20初期世纪最大的工人运动组织，成员达到75万人），从而彻底瓦解美国的阶级政治；一方面是各种企业和基金会开始赞助美国的专业社会运动组织，这使得很多组织变得保守。作为一种回应和调整，美国的一些民权组织发展出了新的能够适应其政治背景的组织关系，他们往往是关系松散的、非等级结构的社会运动组织。这些组织逐渐放弃了宏大的政治目标，而目标单一，例如争取同性恋、妇女、黑人的权利。其次，许多社会运动组织开始走向制度化，发展一种以分工为核心的平行关系替代上下结构的科层制：包括负责联系政党代表的游说集团、负责团结自助的地方社团、负责日常服务的各类支持性组织和负责挑战权威的专业运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组织是建立在具体的分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组织内部的矛盾会小很多。

有趣的事，抗争者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共同体，也采取了一种相似的组织形式，在这里值得分享一下。对于资产阶级的企业共同体来说，董事会是组织的重要枢纽。董事分执行层的内部董事，和决策层的外部董事。外部董事往往是来自其他企业的重要领袖或来自上层阶级的社会精英例如投资银行家或前政府官员。重叠的董事为企业提供的各种外部资源。也就是说，组织并不需要把所有人都吸纳进入组织或斗得你死我活，而是允许不同组织的存在同时，通过内部串联，形成关系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资产阶级共同体的集体阶级意识的基础是公司所有权和已经制度化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一系列贵族学校、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的再生产空间的垄断，这对于抗争者来说不免是太过奢侈了。

我曾在知乎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韩国和英国工人和抗争者如何争取合法的劳工三权以及强调这些工人组织在斗争中的贡献。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完全忽视了当时英国和韩国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国际地位的变动，正如如果没看到美国政府通过盈余赞助，或者收买各类运动组织，我们也没法解释美国民权组织们的策略和目标的前后变化。另一方面那篇文章对客观事实的了解也有局限性，韩国工人的抗争过程涉及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超过组织结社的更广泛的动员。如果希望只凭借组织这单一因素就想解释抗争过程，那这样往往需要具有以下制度背景：首先是结社传统，群众有丰富的组织运行经验（组织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运行）；相对充裕的结社自由；制度化议会选举，以至于小团体几乎没有机会获得立法位置；和愿意甚至积极报道社会运动的公共媒体。媒体非常重要，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批判的对象多是来自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欧美的的组织案例。但是如果背景是一个威权国家，又会是如何？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民主？）集中制、等级制、结构严密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有这样的决心，着手使高层与基层的关系正式化和持久化。他们打算创造一个独立于国家的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却使得运动的自发性和活力受损。社民党把他们的成员封闭在一个永久同盟组织中，使得工人运动逐渐从分散的起义团体和秘密社团网络，变成巨大的正式中央集权组织。他可以高效地在专制政治的背景下运作和生存，但同时也可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失误，而葬送整个组织。运动者冒着运动带来的各种危险，专心致力于组织的存亡，胜过致力于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例如德国社民党建立的国中之国在面对纳粹的新挑战就毫无招架之力。

这种“国中之国”的组织所形成领土性权力结构会造成很多看起来“幼稚”的抗争策略选择。一方面“自我封闭”会导致各种教条记忆不断生产，而新思想新观念无法进入，从而加深上文提到的各种认知偏差：“他们一定是怕了我们！乘胜追击！”。于是乎，在反对工厂恶法的过程中，抗争者宁愿不使用自己身边充足的制度性政治资源和公共媒体平台，而是像角色扮演一样选择一种“秘密结社”的抗争方法，以至于昏招迭出。与之相比，烂尾楼业主们积极使用公共媒体，例如塑造了“最高学历烂尾楼社区维权”这一形象。他们通过拍摄详细的纪录片，发布购房和维权过程记录，通过公开的方式，取得了充足的关注、同情和道德合法性，并最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烂尾楼的复工。

“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是如此矛盾。但是，列宁和毛泽东给出了一个解决方式，即建立一个很强的依附于生活或工作环境例如农村、邻里、工厂等地理结构的人际网络，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那种不平等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建立广泛的和跨地区跨阶级的联盟。

什么是好组织？这恐怕无法回答。但是分析的思路是，必须同时考虑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外部的政治环境结构，特别是他们的互动。这里我们分享一个特别的越南的例子。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将效率至于公平之上，这使得很多越南农民工收到了跨国资本严重剥削和压迫，而越南法律又无法保护她们，血汗服装工厂里的越南女工正是这样的例子。除了超长的工作时间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严峻的劳资矛盾还涉及工伤赔偿、拖欠工资、资方的直接虐待、伪造劳动合同和非法将工人列入黑名单等等。

于是乎，越南农民工们自发成立了接近一百个劳工组织。她们曾在工厂里吃苦耐劳，经历过无数的劳工斗争，因而熟悉有关劳工权利倡导的法律和程序他们希望通过帮助其他农民工争取自己的劳动权利来“纠正社会不公”。

这些组织定期举办法律教育班，鼓励工人争取自己的法律权利，并提供无偿法律援助。许多工人对劳工权利的知识有限，而且对长时间拖延的劳动仲裁的繁琐程序感到畏惧。有趣的事，虽然法律班的主题是法律教育，但实际上是将法律教育与使用法外抗争策略的指导结合起来。例如，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劳工们互相加油打气，训练“挺胸抬头大声说话”以增加和越南领导对话的勇气。这对于越南劳工的阶级意识和实际需求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臭打工的底层”，而不是“国家的主人”，同时这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在领导面前表达自己的诉求，以进行博弈。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劳工自发的组织并不是“国中之国”，而是是富有弹性的。组织者一方面进行着各种集体培训和教育，一方面在工人抗争的时候，悄悄退到幕后，以避免直接冲突。

可以看到，组织根据政治背景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组织结构和行动策略。然而，既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强调，组织对于现代社会变革和抗争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有限的。以组织为核心的人际网络能有多大呢？在1983年荷兰反核武器和平示威的参与情况中，因为组织和话语动员的参与运动者的仅仅只有一个零头。显然，组织仅仅是抗争政治的基础因素之一，我们不得不转向更广泛的动员和联盟问题。

图3: 1983年荷兰反核武器和平示威的参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