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目前居住的地方，是在西安高陵区的一个工业园区的村子里，四面都是工厂，而村子里基本上都是老人。这些老人把自己房屋的一些房间改造一下，然后租给工人，或者租给中介作为宿舍。在我租住的房间旁边，就是两间中介的宿舍。由于屋子的隔音并不好，我可以经常听到宿舍里工人们的讨论。
在这里住的工人都是临时工，由于厂方宿舍已满，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中介把他们安排住在这里。每个人的租金是150元一个月，押金125元，水电费自理，带独立卫生间的4人间（但是面积大小和我租的单人间一样，我的房间是直接向房东村民老大爷租的，40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中介作为次级房东可以赚200块钱一间一个月，除此之外，只有工作满了一个月才能退房间押金，未满一个月者不退）。
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宿舍里的各种声音。他们有些人是2月十几号来的，有些人是二十几号来的。临时工们热爱生活，在工作之余会有各种娱乐，他们的性格也各不相同：有个兄弟唱歌非常好，每天下班都是唱歌回来，音准非常不错，而情感也非常饱满；另一个兄弟是王者荣耀的大神，经常听到他在游戏中指挥队友的非常激动的声音；还有一个染着黄头发、两只手臂上都纹着纹身的帅哥；还有两个戴着眼镜，看起来非常文质彬彬的兄弟；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我没有打过照面的兄弟（可能是因为是他们在上晚班的缘故）。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每天晚上除了发出游戏的声音、唱歌的声音还有抖音快手外放的声音，还有他们讨论工作的声音。
两个宿舍的人，都属于一个中介公司，他们也都在车桥厂里工作（就是我之前跑出来的那个厂子），由于这层关系，两个宿舍的人也会经常串门。一般来说，讨论工作都是在抱怨干活时的劳累与繁重。
“这狗工厂就是让小时工一个人干两个人做的活！”游戏大神哥的声音说，“那些老员工根本就是在把小时工当畜牲用！”
“在这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音乐哥一边给舍友算账一边说，“他妈的说好的上六休一时薪21，结果基本上是上一休一，我还是回渭南去算了。”
音乐哥说的这个情况，是工厂对临时工的安排。黄毛帅哥说，这是因为订单少的缘故，所以对临时工的需求也就不那么大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至今该车桥厂都还在招临时工。也许原因是后招的临时工比之前的临时工工价更低一些，像我比他们晚几天来，结果我进该车桥厂的时候时薪是18（虽然只干了一晚上就跑了），这样，厂方通过低工价的临时工挤走相对高工价的临时工）。而上一休一的恶果就是，等于是2天赚200块钱左右（临时工们绝对不会拿到一天12个工时，而是9-10个），一个月到手只有3000多，就这还没有包吃住。
“我没办法回去，我家离这里有点远。”眼镜哥中的一位说（由于两位眼镜老哥的声音有点像，我没办法分辨是哪位说的，不过两人的立场也是比较相似的）。
“我肯定要回去啊，不想在这里干了，”音乐哥说，“你没办法回去是你家太远了，我的话家里比较近就可以直接回去。
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说说抱怨一下而已，该上班还是要上班的，结果第二天上午10点多，音乐哥就气冲冲地回到了宿舍，并且和舍友说了自己今天上工的遭遇。
音乐哥直接不干了，直接原因是他的班长甩脸色，指着他要他去干一个活，还说“就让他一个人在这里干”，干的活比较重，而且说的话也非常难听。
这让音乐哥很生气，因为他们看不起小时工的样子非常丑恶。
“你们就是来这混的，就是来这挣小时钱的，所以让你去干这活怎么了！”音乐哥复述了他在和班长对峙的时候，旁边两个老员工对他说的原话，一副非常看不起临时工的样子。这让音乐哥非常愤怒，感觉人格受到了践踏，但还是在那据理力争。
“你这样搞，我要直接把你的钱扣掉！”班组长威胁说（当然是由音乐哥的复述）。
“那管你扣我多少，你给我结钱！”音乐哥看准了班组长在狐假虎威虚张声势地装逼。
“谁让你来的你找谁去拿钱！”班长说。
“你不是要扣我钱吗？把我剩下的工钱给我！”音乐哥进一步威逼。
双方在那里拉扯了十几分钟（还是由音乐哥的自述）。
“我的工资是劳务中介发的，你能扣我钱？你有权利扣我钱？你就在这里跟我装逼吧！”音乐哥最后揭示了班长故作声势的虚假之处，说道。
“那你去找你的劳务公司去。”班长说。
听完音乐哥的遭遇，舍友的情绪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大家纷纷都说起了自己厂里的遭遇。听上去都比较类似，都是正式工看不起临时工、指派临时工做各种脏活累活之类。看来，这是全中国的普遍现象。
“他妈的，已经这样好几次瞧不起人了，前几次我都忍了，这一次实在忍不了了，他妈的不把人当人看！”音乐哥愤愤说道。
“他们正式工就那嘴脸，就不让临时工好过，前面让我一个人去搬运几十多斤重的工件，把我的手臂都拉伤了，现在还痛。而他们正式工，就尽他妈的干点轻松的活。”大神哥说。
音乐哥把宿舍四个人召集起来，讨论是去是留。
和音乐哥同是渭南人的大神哥也早就不想干了，表达了辞工的意向。而两个眼镜哥则还想在这里多干一段时间，他们的家离西安比较远，出了厂也不知道再去哪里。
事情已经决定，音乐哥决定联系中介结钱。
二
下一天，3月8日中午，中介来宿舍谈离职结钱事宜。由于我当时在房间里戴耳机听音乐，所以没有听到具体事项。但是中介离开之后，过了一会儿，隔壁再次传来了叫骂声。 原来是中介在宿舍里条件谈的好好的，工钱什么都谈妥了，结果离开之后给音乐哥又发过来语音，说他们是“自离”。而自行离职，是没有工钱拿的，所以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中介想把工资赖掉。但实际上，这边的普遍情况都是干满7天就有工资拿，这一点也是前面中介跟他们说好的。
“怎么办？找劳动仲裁吧？”有人提议。
“先不说劳动仲裁有没有用，就说为了劳动仲裁跑手续，可能都要个十几天，而且到处跑也要花费，更何况都不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等不起那个。”音乐哥说。
音乐哥再次拨打了中介的电话，威胁中介，如果不结工钱，就找劳动仲裁，不行就报警。中介说，不怕他找劳动仲裁，也不怕他报警。
听到这里，我就知道这是一起劳动纠纷了。在之前，我其实很想和他们建立交流，但是苦于没有什么身份和契机，所以就没有采取行动。而现在，这个事情已然发生，只要是去维权，那么人越多越好，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个人头而对他们有益。于是我推开了他们宿舍的门。
音乐哥正在跟警察打电话。
“你们签了合同吗？”警察问。
“签了。”音乐哥回答。
“合同上怎么说？”警察问。
“没有合同，那个合同是我们在车上中介让我签的，只有一份，他们收上去了，我们没有。”音乐哥说，随后交代了后续事情的经过。
“这种事情不归我们管，”听了音乐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以后，警察方面如是说道，“你们可以去找劳动监察大队，他们管这个事的。”
“问题是我们是出来打零工的，不可能为了这个等走流程十几二十天，我们打工的根本等不起，你们直接来就行了。”音乐哥说。
“我们不管这个事，去找劳动监察大队。”警察方面在复读。
双方扯了十分钟，无果。
大神哥也在报警，尽管接电话的女声声称自己只负责转接工作，并且这些事也不归他们管，但是大神哥也仍然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最终也无果。
眼见还是没有办法，音乐哥再一次报警。
“说了这些事不归我们管。”警察说。
“不归你们管不会你们管，但是你们是人民警察啊！现在人民有困难，找你们不行吗？难道你们对人民的困难坐视不管吗？嘴上说的为人民服务，结果人民有困难根本不上。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费什么事，你们跟我们和中介在一起谈一谈就可以了！”音乐哥说。
“这样的事情不归我们管，去找劳动监察大队。”手机通话扬声器里，对方还在那里踢皮球。
“警察同志，”我凑近音乐哥的手机，“现在我们有困难，你们还是要来解决的。而且如果你不管的话，还有更多人的工资也会被拖欠，到时候都串起来造成社会群体性事件怎么办？中介敢扣我们的工资，就敢扣其他更多人的工资。讨不到工资我们就要闹起来，到时候闹事了，对你也不好吧？”
“对。”音乐哥说。
“问题是他们没有违法我们根本管不了。”
“难道他们没有违反劳动法吗？”虽然我并不懂劳动法，但是我还是这样说（因为我感觉对方也不太懂法），“中介克扣工人工资，这难道不是违法吗？”
“对啊，他们这中介难道不是诈骗吗？他在欺诈我们啊！前面说的好好的，结果最后又不给工钱了！”音乐哥说。
“这要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对方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态度似乎有些软化。
“就算要找劳动监察大队，你们哪怕来搭个桥也是好的，至少要参与一下吧？”我说。
也许是对暴力机关的震慑起到了作用，也许是禁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或者各方面的因素都有，最后对方终于答应了出警，约定到车桥厂门口见面。
“多搞点人过去。”我对音乐哥说。
“对，显得阵仗大一点。”音乐哥说，他把两位眼镜老哥叫上，接着把隔壁宿舍的黄毛帅哥叫上，加上大神哥再算上我，一共六个人。除了这些人之外没别人叫了。
黄毛帅哥爽快地答应，而两位眼镜老哥似乎有些犹豫。因为他们还想在厂子里继续干活，怕对他们影响不好，但是最终还是决定一起去看看。
我们从村子里出来，走到车桥厂门口，远远地就看见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在那里停着，两个警察在那里站着等待。
两位警察板着的脸铁青，俨然一副大公无私的人民警察模样。
两位眼镜老哥在远远地观望着，音乐哥、大神哥、黄毛帅哥和我走上前去（黄毛帅哥虽然也想在这里继续干下去，但还是没有畏惧什么）。
音乐哥向警察再一次地介绍了来龙去脉，警察接着简单问了一些基本信息后，让音乐哥打电话给中介，让他来。
音乐哥拨通电话，然后递给警察，想让警察直接跟中介说。警察示意音乐哥先接。
第一次通话还没说什么，中介就快速地挂断了。
音乐哥第二次打过去，说他已经报了警。
中介说，报了警就报了警。
音乐哥说，警察让你过来。
中介要求音乐哥把电话给警察，音乐哥把电话给了警察。
警察对着电话简单说了几句后，不一会儿，中介就开车过来了。
一上来中介没理我们这边，就直接和警察说话，几乎是一种讨好的语气，说什么现在出来工作都不容易，他如何体谅临时工给他们找工作提供住处，他要如何如何给临时工结算工资，绝口不提他自己说的“自离”的事情。
音乐哥看到中介想用话术把自己之前的丑陋嘴脸圆过去，正想说些什么补充。结果中介直接吼道：“闭嘴！你插什么嘴！我在和警察说话呢。”
警察也示意要听听中介怎么说，于是音乐哥也就不说话了。
除了极力粉饰自己之外，因为自己本来就理亏，中介实在也并没有什么狡辩的余地，直接同意结清工钱。
听到了中介在警察面前口头同意了结钱之后，音乐哥笑了。
“那么，你们这样没有问题了？”警察问。
“没有问题了，”音乐哥开心地说，转而对中介道，“你们这些中介，就是横得很！黑中介！” 眼见事情已经解决，我们一行人也就回去了。
“其实这种事情不归我们管......”警察还想对我们一行人说些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扭头就走了，剩下那个在警察面前像个哈巴狗一样的中介在那跟警察唠嗑。
三
“学到了吧？”音乐哥得意地对两个眼镜老哥说，“我现在就担心你们，要是你们要出来的时候也被卡钱了，就直接报警。”
“不仅要报警，而且下次还要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搞，因为下午1点钟的时候就是这些中介把人召集在厂门口的时候，直接在那里喊‘xxx中介不给钱还我血汗钱！’让他们根本招不到人！”大神哥说。
“最好再打个横幅。”我说。
“对对对！打个横幅标语什么的。”大神哥说。
“报警的意义就是让中介好好说话，你看在警察面前，中介就换了副嘴脸，根本不敢说什么自离。”音乐哥说。
“警察在场就等于给了他们一种威慑。”大神哥说。
“走劳动仲裁什么的根本就不靠谱，你看我一报警，马上就解决问题了。走劳动仲裁，又要花时间又要花精力又要花钱，哪里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搞劳动仲裁？”音乐哥继续总结道。
看到了两位工友讨薪成功，两位眼镜老哥也是非常开心。除了工人之间的友谊之外，他们对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就知道怎么做了，属于是有了经验。
“那如果后面他们中介又反悔又不给工钱怎么办？”黄毛帅哥问。
“再不给就再报警！一直报到他给为止！这一次是在厂门口，下一次我要直接让警车去工工厂里面去！”音乐哥说，“想必他也没有那个胆子不给钱了。”
一行人走着说着，不一会儿，回到了村子里。在我们住的屋子面前，中介已经在那等着了。他是开车过来的，看来也没有跟警察唠嗑多久。
“今天你们就别住在这里了。”中介过来的意思是要把音乐哥和大神哥赶走。
“不用你说，我们今天就回渭南。”音乐哥藐视地看着中介说，让中介看起来像是吃瘪了回来找补的一样。
双方算清了水电费、住宿费（押金不退，而且未住满月按15块钱一天计算）还有一些其他杂费，音乐哥和大神哥不想再扯皮，也就不再在意这种细则，赶紧让对方算清完事。
而工资的发放，也是扣扣索索的，3月21日发他们2月份的工资，4月21日发他们3月份的工资，而且还要指定招商银行（但是在把他们招过来之前，说什么银行卡作工资卡都可以，中介说是：“情况有变，都是按公司规定来的”）。
“你们这些中介就是横惯了。”音乐哥淡淡地说，一种胜利者的口吻，对中介反复找补与克扣不以为意。
和中介谈妥了以后，大神哥经过他的朋友，在渭南找了一个发黄色小卡片的工作，1张1毛多，每天发2000张，也就是一天200块，需要拍视频为证，发卡片的形式把小卡片插到别人车上（黄毛帅哥说，他也在广东干过这样的工作，一般都是下半夜干）。音乐哥和大神哥约了6点前往渭南的车，离开了西安。
尽管我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仅仅起到了一个充人头的参与作用，但也从中学到了不少经验。
四
从这次事件中，可以作如下粗略总结：
1. 继续证实了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的矛盾，的确具有普遍性。并且就音乐哥这个例子来说，对立恐怕也是非常深刻的。不仅在体力劳动强度与待遇方面双方有差别，并且在正式工的倾轧之下，临时工的精神与社交方面也同样受着委屈。
2. 内陆地区的订单也同样减少了，从厂方对临时工上一休一的安排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降低临时工的用工量，另一方面则是挤兑相对而言比较高工资招进来的临时工。因此在内陆，似乎也同样有工价继续降低的趋势。这说明工业的困境不是仅局限于沿海地区，而是整个中国。
3. 由于临时工的流动性、分散性、思想与行动意向的不一致性，大规模的临时工维权可能会存在困难（尽管有着郑州富士康的例子，但郑州富士康事件的成因相对来说非常特殊，交织了疫情在厂区内肆虐与封闭、政府行政命令、工人人数规模庞大、厂方悍然篡改电子合同等原因）。就像这次微型维权事件，把笔者算上也就只有6个人。
4. 除了第3点，临时工的经济关系上的直接矛盾对象是劳务中介，这就造成了临时工直接和厂方的矛盾难以上升为对厂方的直接经济斗争（而郑州富士康事件，则是在政府的担保下临时工与厂方直接签约的，与一般对劳务中介签约的临时工有区别）。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方面经济斗争被转移至厂外，而另一方面，临时工与工厂的矛盾，反而就退化为临时工与正式工（包括正式工中间的小领导）之间的关于劳动强度与待遇问题之类的矛盾了。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将矛盾还原为劳方与资方（而不是中介）的矛盾，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许要基于某种客观条件实现（如郑州富士康事件），也许也可以通过某种主观因素实现（例如如果中介还不给钱，音乐哥要闹到车桥厂里去，影响他们的生产与名声）。
5. 大多数劳务中介，文化水平很低，法律素质薄弱，习惯于欺骗工人牟利（例如音乐哥提到他们是在车上签合同的，这与在广州时梁哥与笔者的东莞之行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也不会把合同给临时工一份），并且还有各种盘扣费用（例如这次事件的房租等，除此之外，音乐哥他们被带去做体检花了160块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丑陋东西。他们很多人，原先本应该属于工人或者农民，最后却干了这种靠吸食同胞兄弟血肉的行当，并且对下蛮横无理，对上尽欺媚之能事（正如这次事件的这个中介对临时工与对警察态度的差别一样），是两面三刀的下贱货色，是资产阶级的帮凶。
6. 像音乐哥这样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了劳动仲裁流程难以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转而寻求警察的帮助。而警察之所以能被调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们害怕社会群体性事件真的发生。因此，尽管最终还是由警察出面来“调解”，但实际上已经走到了非法斗争的边缘，因为除了对警察软磨硬泡之外，临时工方面是用宣称闹事为手段去“震慑”暴力机关的。而一般的劳务中介，如果没有什么过硬的社会关系，也就只能在警察的威慑前把临时工的诉求解决（而很多劳务中介其实都是草台班子的臭鱼烂虾，他们只不过是欺负老实人欺负惯了）。而警察也说，“这本来不是他们该管的事”，只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来了。如果去走劳动仲裁这样合法的流程，一方面临时工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不一定能如其所愿，另一方面临时工东奔西跑四处打工，也难以为了一个仲裁结果耽误自己本来就奔波到不行的生计，并且临时工往往最多做两三个月就走人，为了一点钱守一个仲裁结果也有些得不偿失。 而如果工人的斗争对象是受到统治阶级保护的一般资本家，那么叫警察也就基本没有用了，这时候，也就需要现实的经济斗争去实现了，而不是仅仅宣称闹事。 也就是说，对于微型小型维权事件，当对方的社会能量不那么强的时候，可以直接找警察解决，因为这会事关可能出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尽管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只有6个人，但有时候虚张声势并不是一件坏事）。而当对方的社会能量足够强大，那么也就要组织大规模的维权活动了，而这样的维权活动，要紧紧扣住经济斗争，但是要威胁到社会稳定。合法性比较强的维权活动，从微观和宏观上看，似乎都不太有出路。
7. 劳务中介都是臭鱼烂虾，他们的可替代性很强。因此如果临时工想要维护自身的权益，也许真的要结成一定的群组团体。这样的群组已经有雏形了——例如大神哥就通过朋友介绍去渭南发黄色小卡片（尽管这不是工厂的活），并且带着在这里结识的音乐哥一起去。这样的话，他们认识的人会越来越多，四处打探工作消息也会更加灵通。只要人足够多，并且关系的强度尚可，可以约着一起去某地某厂工作，这样的团体就能够和劳务中介叫板（而不像我们今天只有六个人还要请警察过来），甚至取代劳务中介直接和厂方谈判直招临时工。 如果能够做到取代劳务中介和厂方谈判直招，一方面可以让临时工群体少一层中介的欺骗与盘扣，经济利益更大，把中介这种吸食人血的害虫饿死；另一方面，也就使临时工与厂方的矛盾还原成为了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临时工经济斗争的直接对象不再是中介，而是厂方本身了，并且一旦涉及到对厂方的直接斗争，正式工也就有可能被动员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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