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减少了，工人就吃亏了？—— 详细谈谈盒饭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

2023-4-9 13:48| 发布者: 蒸馏水| 查看: 103559| 评论: 3|原作者: 水果战胜橙留香

摘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只有深入并正确地了解相关概念并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推进我们对经济规律及其矛盾发展的认识。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永远捣糨糊。

房租减少了，工人就吃亏了？——详细谈谈盒饭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最近，阳和平一如既往的发表高论，跟我的房东一样说房租下降并没有帮助工人：

食堂老板常跟我们说：“我不涨价你怎么吃好？”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下面这段话：

如果这样的“工益食堂”在工业区大范围铺开，让每个工人都能享受到每顿10元的平价盒饭或完全免费的盒饭，那么会造成什么效果呢？......这种所谓的“工益食堂”大范围铺开所能起到的效果，也就是降低劳动力价值、帮助资本家节省用工成本而已。如果他的“工益食堂”能让所有的工人享受到完全免费的盒饭，让所有的工人每个月少花一两千块钱的吃饭钱，那么所起到的效果就是让资本家可以每个月少支付工人一两千块钱的工资。[1]

按照阳和平与激流网的逻辑，盒饭便宜了，工人的工资就低了，食堂老板应该把饭菜卖的更便宜些。

但工厂里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食堂要么是工厂老板开的，要么是工厂老板的亲戚开的，食堂的利润就是工厂的利润。而且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小时半，所以工人只能去工厂食堂吃，而不能去外面吃更便宜的饭店，这样食堂就能把价格提高。

工厂老板把工资发给工人，他肯定要尽可能多的再把工资赚回来，所以工厂食堂就会把饭菜卖的很贵，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比如把成本为5块钱的一餐饭，外面卖10块钱，食堂就直接给你卖到15块钱，食堂中午、晚上、大夜班三餐的利润就提高到30块了，所以食堂总是倾向于提高饭菜价格。

为什么阳和平、激流网认为盒饭便宜了反而在帮老板节约成本呢？因为阳教授他们没有去血汗工厂里头吃过食堂。

而我的老板在安排招工时说：“你们人资要多招外地的，外地的不敢造次，比本地的更听话。”

我一个外地来的听了直接蚌埠，紧接着就想到了下面这段话：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会降低资本家的用工成本，并且让工人因为又有了一层退路而更加不注重自己的劳动利益——就像农民工日常被善意欠薪，而不恶意就讨不到薪还能回去种地也饿不死一样。。。从宏观上维护加强了阶级社会的稳定性。[2]

按野草学社的逻辑说，如果给工人太多的保障，那工人就不会斗争了，但是，我们中国的劳动者现在是保障太多了吗？难道让越来越多的工人处于越来越没有保障、劳动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处境下才是进步吗？野草学社这段话属于是“再苦一苦工人”的反动言论。

如果你知道你被辞退后你就要饿死，你单打独斗还干不过公司法务部，那你面对越来越苦逼的生存环境，你为了活着就只好选择忍耐。如果你知道你被辞退后你自己还有些存款可以应急，那你自然不怕跟老板斗，因为你有一小块“根据地”可以支持你的斗争，你可以向你朋友借点钱应急，你没地方住了可以去亲戚的出租屋打个地铺。

工人的保障提高了，那么这不仅不会降低工人的斗争力量，反倒会鼓励更多的工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总的来说，在劳动力价值的问题上，这些人的逻辑可以总结为：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下降，导致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最终帮助老板们降低了成本。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们与身边的家人朋友苦恼的多是：吃饭贵了，看病贵了，买菜贵了，物价有时提高的快些，有时提高的慢些，但口袋里的工资总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预期——“我的生活开支太大了，我想要工资再高点，房租水电再少点。”这并不奇怪，因为老板发的工资是名义工资，而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实际工资之上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劳动收入采取货币形式，所谓名义工资，就是我们实际得到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比如2021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2884元，到手的工资是这么多，能买多少东西就得把物价也给算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头说的实际工资就是我们口袋里这么多工资能够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

实际工资=名义工资\/物价水平

对等号两边取对数，再对时间求导后有：

实际工资变化率=名义工资变化率-物价水平变化率

实际工资上升，意味着劳动者对物质消费品的平均购买力增加了，反之，就意味着购买力下降。

那么，当物价水平下降时（盒饭便宜了，房租下降了），实际工资是否也会因此下降呢？便宜是被工人占了，还是被老板占了？

我们都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以当下的现实情况为讨论前提。

平均价格水平用“GDP平减指数”来代表，“GDP平减指数”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水平的价格指数。用平均工资除以平均劳动生产率，就是老板们为每单位产品所支付的工资成本，也叫做单位劳动力成本。

在1984-2007年长达24年的时间中，除了个别年份以外，中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始终高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这就意味着，物价涨的比单位劳动力成本还要快。

但是，在2011年后，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就开始低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了：

2011年，中国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为8.03%，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为10.70%，一直到2016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都是高于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的。

为什么在2011年后会出现这种“反常”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平均价格水平与单位劳动力成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用PY代表名义GDP，P代表平均价格水平，Y代表实际GDP，那么，名义GDP与实际GDP、平均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名义GDP=实际GDP×平均价格水平

劳动收入总额等于劳动者的年平均收入（可以简称为“平均工资”）与就业人数之积，而劳动收入份额就是一个国家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的总额[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对上式取对数后，对时间求导后可以得到：

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

显然，如果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为负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那么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大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反之，如果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为正数（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那么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小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

所以，2011年以来单位劳动力成本涨的比平均价格水平更快的原因就是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了。

工人斗争与劳动收入份额

那为什么2011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了呢？因为咱们工人有力量。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长期的、持续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定是反映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工人力量的增强与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成果。

2011年到2016年，总数从203次暴涨到2670次，100人以上的从112次增加到439次，劳动收入份额从37.04%增加到45.06%。公开报道的次数与实际发生的次数肯定有差距：

我们所搜录到并呈现在地图上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数量，大约是全年实际发生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数量的10%左右。[4]

所以，粗略估计，现在每年发生的大约为一万起。如果按照每起涉及工人100人来推算，每年大约有100万的工人参与斗争并且得到锻炼。另一方面，工人斗争的方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劳动群众正在发展出反内卷、摸鱼滑水（消极怠工）等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

老唐似乎脑后长眼，每每在他坐在那儿磨洋工时，只要老板或队长远远的遛达过来，他总能很恰到好处的发现并且一骨碌爬起身来，没活也要找点活干、实在找不到活就整理各种杂乱的工具。直到老板走到他身后，他才猛得回过头来，老脸总会恰如其分的带着错愕绽放，好像九月盛开的黄菊花……[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生活成本上升了，如果没有工人的斗争，老板们也不会自动将工资的增长速度提高到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以上。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就意味着整个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一个比例归劳动者而不是老板们所有。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中），这就意味着力量对比发生了对工人有利的变化，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国民收入在工资总额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只能是劳资双方经过斗争较量以后才得出的结果，而不会是老板们恩赐的结果，也不会是工人谦让或者“无理取闹”的结果。

所以，实际工资增长、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工人斗争力量的增强。[6]

是什么因素导致在这一个时期，工人的斗争力量出现了上升呢？

由于中国主要承担世界经济中的制造业生产，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必然要导致工人队伍的壮大并且为工人的集中和组织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而中国工人队伍的壮大主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结果，也就是大量的农民变成工人。

在经过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迅速萎缩的趋势。

2000年，中国有4.9亿人在乡村就业；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4.1亿；2021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2.8亿。

2000年，中国有2.3亿人在城镇就业；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3.5亿；2021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4.7亿。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正以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下降，如果今后的二十年内不采取任何坚决有力的手段把老板们给图了，那么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晚将于2050年前全部耗尽、彻底枯竭。

2010年至 2015 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 54%下降到 48%，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 37%下降到 28%。就目前来看，充当中国劳动力队伍中的产业后备军角色的主要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正以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下降，劳动力供给的逐渐缩小就使得可供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可供老板们用来威胁工人的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少。

当产业后备军数量庞大的时候，你去应聘，和你一块去的应聘者有三百个，那么老板就可以挑肥拣瘦，挑软柿子捏：“时薪17块，你不干，有的人是干，你不能接受就滚！”作为知乎鉴证圈老手，你深知当前失业率高企，为了不被饿死，你只好被迫接受这么低的工资，而你的老板则又可以多噶一笔你的剩余价值了。

但当产业后备军数量萎缩的时候，你去应聘，和你一块去的应聘者只有三十个，那么知乎上就会有老板提问“为什么六千块钱招不到工人？”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城市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不必再害怕自己的工作岗位轻易被农民工所代替，因而可以有更大的底气与老板们开展斗争，这将使得力量对比发生对工人有利的进一步变化。

此外，中国劳动力队伍的老龄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将促使工人的在斗争中提出更高、更广泛的要求。

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增速为5.42%），2014年总量为27395万人（增速为1.56%），到了2018年总量为28836万人（增速仅有0.64%）。

随着近年来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不断被消耗，农民工规模的增速正在长期下降，这就意味着，农民工总量将在未来趋于下降，可供老板压榨的农民工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为13585万人。全国就业人口7624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42051万人，非农业就业人口55337万人；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人口32.31%；农民工总量占非农业就业人口的50.91%。

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为13309万人。全国就业人口746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46773万人，非农业就业人口57580万人；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人口28.45%%；农民工总量占非农业就业人口的50.80%。

城镇就业人口的30%是农民工，非农就业人口的50%是农民工，农民工队伍是整个中国的劳动力队伍的重要组成。

近年来，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的进城农民工比例则在提高，2016年有35.6%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到2021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41.5%，这是中国劳动力队伍无产阶级化进程的一部分。

在进城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减少了，农民工的子女成了城市里的“工二代”，甚至是“工三代”，这会使得城镇劳动力市场逐渐趋于稳定，从而为城镇工人阶级造成愈发有利的斗争条件。

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说的，老板将无法像从前那样压榨农民工了。

农民工队伍的平均年龄在不断提高。

2008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2014年为38.3岁，2020年为41.4岁。

根据线性回归的结果来看，中国农民工队伍的平均年龄每年将提高0.58岁，按照这种速度，至2035年，农民工平均年龄将达到50.4岁，至2051年，农民工平均年龄将超过60岁。

我们注意到，青年农民工的比例正在下降，大龄农民工的比例正在上升：

l 2008年，16-30岁的青年农民工比例为46.0%，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例为11.4%。

l 2012年，16-30岁的青年农民工比例为36.8%，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例为15.1%。

l 2016年，16-30岁的青年农民工比例为31.9%，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例为19.2%。

l 2020年，16-30岁的青年农民工比例为22.7%，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例为26.4%。

如果我们采用简单线性外推，2033年青年农民工的比例仅剩0.18%，大龄农民工的比例提高到41.5%。也即，大约再过10年，青年农民工就没了，农民工队伍普遍的大龄化。

如果我们假设青年农民工比例的下降速度为：每四年下降五分之一。那么，再过12年，青年农民工比例就下降到10.85%，再过12年，就将下降到5.56%。

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年龄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所需要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积累模式，中国经济赖以存在的农村青年廉价劳动力正在迅速消失。

2010年，在全部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占4.3%，2015年提高到了8.3%，2020年已有12.2%。按照平均每年提高0.8%的速度，到2040年就将有28.39%的农民工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2011年，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7%，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17.1%。按照平均每年提高1.06%的速度，至2030年，外出农民工中大专比例将达到26.7%；至2040年，大专比例将达到37.3%；至2050年，大专比例将达到47.9%。

随着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潜在觉悟和组织能力势必提高，所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也必然增长，上图中当期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就是劳动人民普遍知识化后的斗争表现形式之一。

总之，按照现有趋势，到 2030 年，农民工中 40 岁及以下的比例将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而 50 岁以上的比例将增加到约 40%。这意味着，到那时，绝大多数中国工人在生理上将无法再承受超长劳动时间的血汗工厂剥削模式。另一方面，2030 年以后，大约每五个农民工中就将至少有一个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大大增强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以及对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

因此，随着中国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产业后备军开始缩小，中国劳动力队伍日益无产阶级化，经过了长期的伟大斗争，中国工人的斗争经验在积累、阶级觉悟在提高、组织能力在增强，新一代劳动者越来越无法忍受苦逼的生活，而选择以“躺平”、拒绝生育等方式减少被剥削的时间和强度，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大大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将长期趋向于提高！

东西便宜了，工人并不吃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只有深入并正确地了解相关概念并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推进我们对经济规律及其矛盾发展的认识。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永远捣糨糊。

在经过第二部分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确定这样一个现实情况：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壮大，从而导致工人斗争力量上升，劳动收入份额必然在长期趋向于提高[7]，也就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0。

就2008年到2021年的平均而言，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为3.12%，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为4.91%，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为1.79%。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率为正的常数（1.79%）时，即劳动收入份额趋向于提高，那么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必然小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

我不知道未明子有啥天大的本事，能够让“房租便宜”、“盒饭免费”，也就是导致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0，以达到“降低用工成本”的目的。但是，如果未明子真的跟@阳和平说事儿、 @纪卓阳、 @野草学社、 @黑格儿等人说的那般神通，他的工益能够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使其变化率＜0：

仅仅假设，工益真的能成气候的话。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会降低资本家的用工成本，

那么，我们保守点的说，未明子的操作可以让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率直接从4.91%等于0%，也即单位劳动力成本不再增加，也不减小，那么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就要下降到-1.79%，这是什么程度呢？

中国在1984-2022年间，仅有1998年、1999年、2009年这三年的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是负数，而且分别为-0.86%、-1.30%、-0.21%，未明子及其拥簇所从事工益活动的结果——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率为-1.79%，那可就是比90年代大下岗、09年世界经济危机还要可怕的存在了。所以，就算未名子有阳圣吹捧的那般神通，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非但不会降低，反而还会提高。

当然了，哪怕未明子这神通广大之人明天就吃花生米了，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工人的的经济斗争力量仍将迅速增长，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8]，劳动收入份额也仍将在长期趋于提高，造成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结果，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工人工资的变化纯粹是物价变化引起的被动反应，那么，物价一边下降，老板又把工人的工资降低，工人能够购买的生活资料减少了，那在整个的国民收入中，老板们的利润所占的份额怎么会下降？工人的工资所占的份额又怎么会上升呢？

因此，阳和平等人的观点——“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下降，导致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最终帮助老板们降低了成本”是错误的。

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错误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言外之意，就是一般工人实际工资的购买力是趋于下降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亿万劳动者残酷剥削的基础上；这种残酷剥削，体现在血汗工厂、996、过老死等各式各样的非人压迫上。但是，尽管有这些非人压迫，中国一般劳动者的物质消费水平[9]与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的劳动群众正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要求（暂时不论这种要求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并且有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这种要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