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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后,清理五一六分子的行动还在继续,而且不断升级,越来越扩大化,遭到清理的主要就是前期的造反派群众,这必然引发造反派群众的反抗。与此同时,新的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沿用他们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恶劣手段,制造事端,获得借口,清理造反上来的干部,这也势必激起造反派干部的不满甚至公开的反抗。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的局部武斗,都很快得到了控制。
斗、批、改只是九大后七年历史时期的开端,由于这一运动很快就被新的走资派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倒转了方向,由巩固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运动变成了清算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运动,就接连出了陈伯达事件、林彪事件,最后是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策动的非法抓捕四人帮事件。这样一来,就整个七年历史时期来说,历史主题就是围绕否定还是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不幸的是,最后胜利的是新的资产阶级。根据这一历史主题,我们可以确定,九大开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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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完结了,历史进入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时期。九大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更替。九大修改了党章,新的党章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九大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确立为九大后党的工作指导思想。通过这样一番政治安排,九大后社会发展的方向就牢固掌握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派力量的手里,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方向。新的走资派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借清理五一六分子扩大化打击造反派群众的活动得到控制、为17年黑线翻案的复旧思潮受到打击,新的资产阶级惯用的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手段不得不收敛起来,于是各局部地区小股武斗就很快得到了控制,全社会出现了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派的力量是损失巨大的,各省市一级都有革命委员会中的造反派干部遭到沉重打击,上文提到的王效禹、李再含等人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排挤出各自所在的省革命委员会的。而且1970年又发生过一打三反运动,无数的造反派群众及其中坚力量被送进了监狱或者直接遭到肉体消灭。这样一来,在三年中崛起的造反派革命力量就已经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了,三年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几棵大树,就已经被挖空了周边和根部的土壤,孤零零的立在那里了。尽管如此,来之不易的安定的政治局面还是保全了。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陈伯达事情,本来就是个茶杯里的风波。事情发生后,周恩来拉了与陈伯达一直有矛盾的康生垫背,又拉了不懂政治的李德生以壮声威,向毛主席建议,把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面,把对陈伯达的批判从高层扩大到中层。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看来也是有所失察,导致了陈伯达事件牵连出林彪事情(或可以推测,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不同意周恩来借林彪事件发起的批判极左思潮运动,是吸取了此次失察的教训)不然林彪事件就可能不会失控到最后以“9·13事件”悲剧收场。9·13前夕南巡的毛主席精神矍铄,9·13后,毛主席大病一场,再度与公众见面时,已然老态龙钟,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已经是需要搀扶了。显然,“9·13事件”或者林彪以任何方式肉体毁灭,哪怕像高岗那样自杀,都不是毛主席需要的结果,因为它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右派或者现在的官方史学都说林彪事件宣告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到实践的破产和失败,这是含糊其辞的说法。什么东西破产了?什么东西失败了?怎么失败的?需要阐述清楚,但在右派的十年论里,就是一个囫囵吞枣,统而言之“理论和实践”失败了,然后就是林彪反对毛主席,搞暗杀之类,周恩来如何忠臣忠心,和毛主席一道挫败了林彪的阴谋,诸如此类。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与“9·13事件”之后的实际情况,和《五一六通知》所设立的文化大革命目标以及九大确定的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对比,理论和实践都没有失败,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在贯彻,而文化大革命要清理刘少奇司令部及其在政权中的一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目标,则早在九大之前已经完成,根本不存在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失败的问题,而九大开出的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新的革命后问题,出现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新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于是便产生了新的革命。
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