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毒污蔑我党我军的历史 日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89年。由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纵容放任,这一年春天开始,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大江南北推波助澜,掀起一场严重政治动乱。动乱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动乱对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更不要说对于处在风口浪尖、需要面对青年大学生、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的大学教员王沪宁。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波空前未有的时代风浪中,此公经受住考验了吗?亦或扮演什么角色? 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入党不到五年的“政治新秀”——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却于动乱之际趁火打劫,向中共射出了又一支冷箭。他在1989年5月问世的复旦学报第三期发表文章,题为《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以“五四”为中轴》(以下简称《体认》),非但更加顽强地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膜拜,再次往中共的身上泼粪,而且企图火中取栗,煽动青年学生制造更大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当然,狐狸总要藏好尾巴才出洞,这一切依然是用隐晦生涩的文字包装的。 先来看前一方面。首先,王沪宁故意把水搅浑,歪曲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众所周知,1919年5月肇始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产业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帝反军阀的全国爱国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决定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恰如毛泽东所论:“在于它带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以进步思想界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为突出特点。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时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王沪宁是怎样污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呢? 这要从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体认》明确宣称,辛亥革命是对所谓“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肯定。什么叫“新政治价值合理性”?虽然王沪宁故技重演,还想拿这个抄袭来的洋名词忽悠人,最终也不得不漏了底:“质言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取自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主义”(复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3页,下引此刊只注页码),“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主义的价值”(第34页)。我们帮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接着,他喋喋不休地重复道,什么“‘五四’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追求现代文明的政治价值合理性”(第32页),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一项首要任务”,“新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想最终确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努力,是‘五四’的主要趋势”(第34页),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价值合理性的风暴”(第35页),等等。并称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认同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方面,基本相同”。 王沪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本事真大!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说成性质同辛亥革命一样,纯粹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启蒙,说成掀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风暴;把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落后于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相提并论;王沪宁就这样有意篡改历史,给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起点涂抹了污点。 王沪宁并未就此止步,以其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他不会放过中共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功绩。如同他在1988年祭起“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污蔑中共一样,这一次他把法宝换了个名字,叫“新价值合理性”,公然污蔑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都举着所谓“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企图一笔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宗旨。他说:“中国社会自二十年代末后便陷入内部两大势力的武装冲突之中。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种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方式,不同于民主主义本身的逻辑”(第35页)。 王沪宁矢言“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真是莫名其妙的混蛋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动政权斗争了28年,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到头来却是要在中国实现他“新价值合理性”,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只有王沪宁这类政治骗子才能如此指鹿为马。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批驳了这种反动谬论,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有原则的不同。表现在一部分纲领上,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宇宙观上,革命的彻底性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8页)。不过,从王沪宁的这种混蛋逻辑中,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他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简直成为衡量一切、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 顺便说说,王沪宁过去的许多文章,其实都贯穿着这样的标准。比如1986年5月《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就借总结历史教训之名,攻击中共“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年以后,这个政治变色龙为向赵紫阳献媚取宠,却大吹特吹“新权威主义”),攻击我国社会“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云云。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给他打上深深的烙印。由此又联想到今天某些人大作消解革命、涂鸭英雄的文章,如《集结号》之流,其源盖出于十多年前的王沪宁。 但是,人们,请不要忘记,言说历史最终是为现实服务的。王沪宁在那个特定的岁月,抛出这样一篇充满“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主旋律的文章,决非为文而文,也决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意在言外——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