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疫症期间外佣负担更大（一）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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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疾病、过劳、砍假

Vincent Kolo和Xiaxi Cai  社会主义行动

“因为疫情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来自印尼的外籍家庭佣工Seputih向《社会主义者》杂志倾诉：“老板答应让我放有薪假，但实际我没放，我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里，只好放弃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佣工的法定假日，这天一直以来都是他们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机会。现在香港政府要求他们留在家中，于是他们被漫无天日地困在“职场”。有些雇主还威胁说要解雇他们，说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许他们出门，会把病毒带回家。但是，当家佣被雇主派去外出购物或溜狗时，这种逻辑却吊诡地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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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对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工人承受“紧急时期”权利限缩、公司倒闭和收入损失。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担了最大的负担。。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受了最大的负担。在香港有40万移工，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尼和菲律宾。他们面对更多的工作、更长的工时、且更多的自由和隐私限制。尽管自我隔离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但对于香港家务劳工而言，这反而意味着比以往更长的工时，而且当然是没有加班费的。

2017年社会主义行动五一劳动节示威

学校关闭

Seputih的朋友、同为印尼移工的Vant说：“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因为雇主的儿子不上学了。但是雇主夫妇还是一直上班。”

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一半以上的家务工人的工作量显著增加。随着学校关闭已经超过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风险的群体，照顾这些孩童与老人的负担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于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这意味着工人们要受到雇主更紧密的监控。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严格的雇佣同住规定（live-in rule），在平时也已经是对移工非常压迫和侵犯隐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根据法律，家庭佣工被迫与雇主同住，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私人房间。如果工人不服从，那就会被罚款、监禁和驱逐出境。这意味着家庭佣工下班以后没有另一个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机舱热（cabin fever）”，长期待在狭小的空间，不可避免损害到心理健康。况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员，而是他们的“女佣”，那情况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烦或突然发脾气，家庭佣工常沦为出气筒。对于家庭工人来说，休息甚至使用电话也变得困难重重。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外汇：主要收入来源

疫情加上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波经济破坏和裁员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宾，这给香港移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移工因为担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议现在严重恶化的劳动条件。他们还担心被感染，亦往往会可能因此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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