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丁玲的“左”与“右”

三

丁玲被划为“右派”的前两年，即1955年，她就以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活动”受到过“严肃处理”。

这两起事件的主要操盘手，都是主管文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思的报告》拟定，由中宣部转呈党中央。该报告列举了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反党”的主要表现：

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

三、玩弄两面派党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这四种“表现”也成了后来丁玲被划为右派的主要罪状。丁玲知道之后，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辨正书》，经过调查小组的调查，证明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1957在作协党组会议上，周扬向丁玲道歉：“19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这么做。”既然周扬对丁玲道了歉，风波也应该能够平息了。但是，周扬借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之势，把丁玲打成右派，并同时打倒了冯雪峰。

从此，丁玲成为了全国文艺界揪出的最大“右派”，连《毛选》都点了名，还不是最大？毛泽东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几次谈到丁玲：“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反共吗？”又说：“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同丁玲一起划为右派的还有她的丈夫陈明。1958年夏天，丁玲主动要求随陈明到北大荒的汤原农场安了家，以实现她五十年代初立下的“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夙愿。1970年丁、陈夫妇又以莫须有的“叛徒”罪名双双被捕，关押到秦城监狱，1975年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在山西，丁玲一直呆到1978年，中共中央“通盘解决反右斗争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

当她从山西回到北京时，已经是一个满头华发的74岁老太太了。

爬梳丁玲从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右派”到平反这二十多年各种扑朔迷离的史料，我不止一次地陷入迷茫。夏衍曾经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这话明显有替周扬洗白的意思，但事实是，如果不是周扬具体策划、组织的话，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未必一定成为被打击的首选人物。而据各种公开的史料证实，丁玲的挨整和蒙冤，更是与周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实，就周扬代表中宣/部转呈党中/央列举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反党集团的“四大表现”，没有一条可以作为丁玲“反党”的证据。其中第一条所指丁玲勾结陈企霞写匿名信攻击党对《文艺报》的领导，第二条所指在“文研所”丁玲拉拢和培植亲信，第三条所指丁玲唆使人将她的照片同鲁迅、郭沫若、矛盾并列及所谓“一本书主义”等等，丁玲在《辨正书》中都一一进行了自辩和反驳，所谓的“罪状”多为不实之词。但即然如此，在中宣/部决定重新核查“丁、陈反党集团”并有可能纠正之际，主管文艺界大权的周扬为何还要罔顾事实，趁“反右”运动硬是将丁玲打成“右派”呢？

1978年春天，周扬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此时，距丁玲被划为“右派”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周扬却还没有忘记“旧账”。在他看来，丁玲的“右”远非始于1957年，而是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丁玲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1930年代。

所谓“歌颂与暴露”，的确是延安时期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写作倾向，对此，毛泽东已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决，何况毛还亲自把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而且《讲话》之后，丁玲便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榆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写出了《田宝霖》等一批反映解放区农民生活的作品，毛泽东为此给丁玲和《活在新生活里》的作者欧阳山写信：“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丁玲又写出了直接反映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大获成功。实践证明，丁玲是一位踏踏实实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的文艺家”。

1953年，丁玲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中谈到“体验生活”时还说：

“什么是体验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生活过来了，他参加了群众的生活，忘我地和他们一起前进，和他们一块与旧的势力，和阻拦着新势力的发展的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人做了斗争。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在生活中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不是一个吹嘘的人。他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战斗着、思想着。他在生活中碰过钉子，为难过、痛苦过，他也要和自己战斗，他流过泪，他也欢笑，也感到幸福。他深刻地经历了各种感情，她为了继续战斗，就必须得随时总结，而且继续在自己的思想有了提高的情况下再生活……”

——丁玲《到群众中去落户》，第93-94页，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

这是丁玲根据自己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心得体会，因为真实，显得那么亲切、朴素、感人，体现出她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扎根于人民群众获得的自信和自豪。从她身上，如何嗅得出一丝“右”的味道来呢？

如果非要以丁玲曾经是包括因写《野百合花》罹祸的王实味在内的所谓“暴露派”的代表，而指责其一贯“右倾”不可的话，我倒想借作家曹征路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回应：

在当时的延安，像王实味这样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才极为罕见。与那些有留苏背景的海归人士相比，王实味才真正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比王明那种人对于理论与现实的分裂更敏感。王实味对边区官僚主义现象的批评，可以联想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念和“异化”理论，却最终被说成“小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0年代以后为他鸣冤叫屈的人，是理解不了王实味的，他们把王实味奉为自由化的鼻祖。其实王实味才是“真左派”，与丁玲一样，是那个时代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那里，不是他们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有矛盾，而恰恰是认为延安不够社会主义不够马克思。

——曹征路：《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之三十八》

然而，历史就这样吊诡，真正践行延安文艺道路的“左派”丁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了“右派”，而在左联时期就因倡导“国防文学”明显右倾的周扬，却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宣谕者的“左派”身份坐到了“审判长”的席位上。这一“左”一“右”的变幻如同魔术一般，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如果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丁、周二人之间的私人成见和恩怨，说得通吗？

鲁迅先生在论证左倾很容易变成右倾时曾说：“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

是的，“读懂了鲁迅，便读懂了丁玲的赤诚。”鲁迅的话，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改掉“自以为高人一等”“瞧不起泥腿子”的毛病，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必要性、正确性。丁玲正是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真正实现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对此，某些自由派学者不仅视而不见，而且故意“误读”和贬损，将丁玲之所以“没有躲过灾难”以及她和周扬之间从“貌合神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原因，归咎到所谓“自身的因素”：“丁玲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与丁玲有过交往的王蒙这样描述说：丁玲具有很强的‘明星意识’，‘作家意识’。她‘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这样的性格，就难免给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印象。王蒙进而断言：丁玲‘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这种‘明星意识’、‘作家意识’，使丁玲‘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曾担任过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和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过的朱靖华，对丁玲的这种做法仍记忆犹新。建国初期，对于已在文学上奠定了地位的一些没有在延安或解放区工作过的作家，丁玲的着眼点不在于他们的作品如何，‘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有时她对别人有一种不自觉的轻视。在一般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前，她也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造成文讲所以后悲剧的原因和这种自豪感也有关系”。（徐庆全：《丁玲与周扬的“历史碰撞”》）

在这一点上，徐庆全们真不如曹征路看问题准确、一针见血：

“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到的延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当初左翼文艺运动的骨干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掌了权就要施威，在这方面他们并不比旧军阀文明。”曹征路进一步指出，“到了1980年代，这一切又被翻转过来，这些作品成了启蒙主义的样板，‘一个感伤主义者的内心认知’，是‘五四文学观的再现’。这种重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老调的文学批评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曾经供职于美国中情局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道：‘丁玲在1940年代初期无法遮蔽她对延安共产政权的不满，而短暂的回到了她过去的颓废、虚无主义的情绪’。于是掌权的批评家也跟着夏志清摇旗呐喊。但在其后，丁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丑化共产主义，反而用一系列言行证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人。于是丁玲又被当成了左派，遭到周扬为代表的权势者打击排斥丑化。面对历史的吊诡，丁玲表现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当初把我打成右派的人，就是今天把我打成左派的人。’”（曹征路：《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之三十八》）

关于丁玲平反复出后又稀里糊涂地变成“左派”，王蒙是这样说的：“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王又说，她的对手“过去一再论证的就是她并非真革命真光荣真共产主义者，这有莎菲女士为证，有她的某些‘历史问题’为证，有她的犯自由主义的言谈话语为证。这是对她的最惨重的打击。有了这一条她就全完了，再写一百部得斯大林奖的小说也不灵了。而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她必须证明她才是真革命的：这有杜晚香为证”。王还以一位比他“大七、八岁的名作家”私下的话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五十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八十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的‘右’来，这样一来，××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

文中的××显然是指周扬。王蒙的话亦褒亦贬，亦庄亦谐，话里藏锋，语中含讥，颇能蛊惑人，但他还是难免像那位徐庆全先生一样落入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窠臼，并散发出浓厚的市侩主义气味。在王蒙看来，丁玲最大的“失误”就是不识时务，没有像周扬和多数人那样“与时俱进”。他甚至大言不惭地给作为前辈的丁玲当起了“人生导师”。这不是偶然的，王一直就把周当做榜样，对周在官场上表现出的那种深文周纳、长袖善舞和左右逢源佩服得五体投地。（参见王蒙：《周扬的目光》）

归根结底，丁玲的坎坷命运以及她和周扬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除了各自的个性使然，还同中国革命进程中与影相随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等等，都存在撇不清的关系。

四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1940年代的红都延安。

从1944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陆续在延安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党校上发表了三次讲演：《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在整风运动中，这三篇讲演均作为学习材料印发给全党。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又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对党八股，毛一共列出了八条罪状，其中第二条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1—792页)

当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时，延安整风运动，起到了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提高全党战斗力和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作用，凝聚起蓬勃力量，最终取得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然而，毛泽东指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一度在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没有根除，而是像病菌一样潜伏下来。诚如曹征路所说，“王实味和丁玲带给延安政治生活的冲击，革命理想与官僚主义的冲突没有完结，以工具理性为特点的官僚体制与共产主义信念之间的冲突没有完结。”当中共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尸还魂，大量繁殖，同官僚主义媾和为一体，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963年，毛泽东发表《论反对官僚主义》一文，归纳出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如“官气熏天，唯我独尊”，“浮夸谎报，弄虚作暇，欺上瞒下，文过饰非”，“两面俱圆，八面玲珑”，“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意志衰颓，政治生活蜕化”，“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等等，比整风时期“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增加了整整一倍多，可见中共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比延安时期严重了许多。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四风”在建国后的一次恶性发作就是反右扩大化。按毛泽东的预想，真正的右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只占极少数，但最终被打成右派的多达数百万人之众，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指标”，甚至出现了按人头比例划分“右派分子”的荒唐事件。

丁玲无疑就是“四风”的受害者之一；在周扬身上，则集中体现了“四风”的种种“病状”。

从左联时倡导“国防文学”反对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到延安时期以“歌颂派”自居，反对以王实味、萧军和丁玲等为代表的所谓“暴露派”；从1954年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推波助澜将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到罗织“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执意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再到文革后复出，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总结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和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教训，对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周扬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谅解，并提出人道主义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异化论，最终成为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在其中，周扬不断地“变脸”，其变化的频率令人眼花缭乱，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粘合得天衣无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形成了许多学派。以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启功等老一代文化人为代表的新文化学派，主张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以于光远、周扬、胡绩伟、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阮铭、孙长江、苏绍智、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为代表的“理论务虚会派”，主张“西化”。以贺敬之、魏魏、刘白羽、欧阳山、玛拉沁夫、李尔重、马峰、魏传统、吕骥、姚雪垠、夏征农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自由派称其为“极左派”），等等。周扬还曾多次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流派代表人物，在引导当时中国文化走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期间，文化思想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包括《中流》杂志问题、电影《苦恋》的禁与放、“七一讲话”风波等，最终以“极左派”全面溃败，“主流派”或“西化派”完胜而告终。据说，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许多人一提起周扬的名字就肃然起敬，将他视为“西化派”的保护伞和“后台”，威望远远超过了他同样作为掌控文艺界生杀大权领导人的五六十年代；而许多“中青年作家”提起丁玲则不以为然、不屑一顾，斥之为“保守”“极左”，可见丁玲名声之“狼藉”，几可与她被打成右派时媲美了。

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会使各类人的命运此起彼落、分道扬镳。有人见风驶舵，左右逢源，左的时代比谁都左，右的时代比谁都右。有人则一根筋到底，坚持自己的信念。周扬是前一类人的代表，丁玲则是后一类人的代表。

周扬的一生可以用“左时可怕右时出奇”来形容，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某些文化人和职业官僚松软的骨头及多面的人格。如果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又是西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这个特征，用在周扬身上完全合适。鲁迅先生曾称这种人为“风派”。这种人物的滋生和盛行，并不能简单归咎为个人品格，而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周扬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自己为“职业革命家”。对周扬来说，当他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职业革命家”外，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还应该成为理论家或其他的什么家。建国初期，他在文学研究所讲演时，曾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辞典?询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不管是像有的人所说周扬在玩弄权术方面手段高明也罢，还是说他本身有能力也罢，反正都得承认，周扬至少有这样的认知：他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自我了，这一切都交给党了。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周扬没有挑三拣四的余地。

据说，毛泽东曾经评价周扬：“党正确了周扬也正确，党错了周扬也错了。”这究竟是赞扬还是批评呢？联想到毛一生倡导“造反”和“反潮流”精神，晚年甚至号召人民，如果他死后有人搞修正主义，“你们就起来造反，将他们打倒！”批评的成分似乎更大。

不错，作为“职业革命家”，“对党忠诚”是一种必须具备的觉悟或纪律。但当历史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年代，“职业革命家”变身为“职业官僚”之后，这种“一切为上级是从”的所谓组织原则，很可能就成为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借口。如果执政党内充斥着唯上级是从，唯文件是从，丧失理想和信念的“职业官僚”，这个党也许就离垮台不远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希望通过搬用延安整风的成功实践，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希望以此清理党内肌体上的有害病菌，恢复战争年代曾经有过的那种健康活力和生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页―457页）可是，反右运动不仅没能达到毛泽东的预期，反而因扩大化使一批真正忠实于共产主义信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如丁玲这样的党员和知识分子遭受了残酷迫害，致使中共党内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而直接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毛在延安时期就深恶痛绝的那种忽“左”忽“右”的周扬式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建国后开始盛行的官僚主义。

“这一事件开启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的先河，带来的伤害也是深刻而久远的……让毛泽东难于释怀的，恰恰在于王实味的理论挑战性。王实味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达了他的焦虑，这同样也是毛泽东的焦虑。”（曹征路：《延安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吗——重访革命史之三十八》）反右运动的恶果很快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大跃进”中许多干部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致使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这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随后发动的“四清”和“社教”运动，其规模不亚于“反右”，只是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四风”之外，还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苗头，增加了一条反对“修正主义”，因而可以视为“反右”的一次延续。毛的初衷不仅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还要让人民参与管理，以确保国家的人民民主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历次运动的效果仍然不理想。于是，毛毕其功于一役，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终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宣告失败。1974年，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在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时，禁不住吟哦梁武帝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正是这种悲壮、悲凉心态的真实流露。

毛泽东的失败绝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从这一大的背景看，丁玲的坎坷命运也不只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众多像她一样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丁玲从来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身上也许存在知识分子和文人的某些“毛病”，但她却是一个义无反顾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真心实意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从未怀疑和背叛自己信仰的“革命的文艺家”。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曾疾呼：“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后来，有人将这句话改成“革命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来指控共产主义革命对“人性”的戕害，而指控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借革命之手伤害过真正革命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正是他们玷污了革命的声誉，当革命退潮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无知的群氓蜂拥而上，朝着革命的遗骸扔石头、吐唾沫、泼污水，极尽污蔑和辱骂时，他们却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受迫害者的面孔，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忏悔和道歉，同时摇身一变成了“开明绅士”，不仅让革命替他们的恶行“背锅”，而且一马当先地成为了“告别革命”和否定革命的急先锋。

二十世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由盛转衰的世纪。这场曾给广大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带来希望和鼓舞，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灾难”的革命悲壮地落幕了。令人唏嘘的是，当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以及变节者为“历史的终结”欢呼雀跃时，那些因忠诚践行自己的信仰而蒙冤和蒙难的革命者如丁玲们，却在死后还要承受曾经的“革命同路人”、自由主义精英以及庸众们的嘲讽、侮辱和谩骂。作为个体，他们或许是一些失败者，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他们却是真正的烈士。

革命不死，则丁玲不死。

谨向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女性和革命作家丁玲致敬！

201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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