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三、“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

儒家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诚”。所谓“诚”，一般是指天道的澄明，亦即天道的无蔽之状态。它同马克思所提示的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达成的历史之本真性的复活和显现，在理路上存在着某种相互发明的可能性。

依照《说文解字》的诠解：“诚，信也，从言成音”；“信，诚也，从人从言”。可见，“诚”、“信”互训，而信即是真。《老子》就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此之所谓的“信”，即含有“真”之义。关于“诚”与“真”的勾连，《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荀子·乐论》亦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按荀子的说法，诚与伪相对称，故诚即真，“著诚”方能“去伪”。朱熹《中庸章句》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需要注意这里的“本然”与“当然”之别。《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孟子亦有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者”意味着天理非人为，本来如此这般，所以天道无欺，故曰“本然”；“诚之者”则意味着人事有伪，故应该归之于本然，此曰“当然”。可见，无论天道抑或人事，“诚”之意涵皆在“真”，同虚妄相对而言。本真状态的自然显化(在天)和勉然(75)显化(在人)，即谓之“诚”。朱熹《中庸章句》又曰：“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明者，彰显之义，即无蔽之状态。诚即明，它意味着祛除遮蔽之后本真性的开显。本然之理在天即为实然，在人即为当然。正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诚明篇》中所言：“诚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又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上》)他还说：“诚者，天下之所共见共闻者也。”(《尚书引义》卷五《召告无逸》)此所谓“公有”、“共见”、“共闻”，强调的是无私无偏即为诚。在王夫之看来，诚与不诚，乃在公私、真伪之间。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意识形态乃是一种遮蔽的力量，它使人的存在之本真性以扭曲的方式显现，这便是真理丧失的状态。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遮蔽，在于它颠倒了派生者与被派生者的关系，即把被派生者视作根源，认为是决定派生者的基础。如此一来，就将真实的关系掩盖起来，从而形成虚假意识。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颠倒，不过是人的现实关系的颠倒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映而已。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76)。恩格斯也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77)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颠倒和遮蔽了真实根源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性掩盖了本真性，从而使真理晦暗不明。真理的晦暗不明，正是意识形态遮蔽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人的存在及其“在”出来的历史离开了它的本真状态，不再以其本来面目呈现自身，而是以异己化的他者的方式表征自身。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所造成的这种遮蔽，用儒家的话来说即所谓的“妄”，也就是虚妄不真之状态。人的存在之本真性的遮蔽和丧失，即是“妄”。而人的存在之本真性的开显，亦即“无蔽”之状态，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真理”之展现。要使真理重新得以澄明，就必须解除意识形态的遮蔽，进行一番解蔽的工作。

意识形态在其本质上不过是人的异化的最高的也是最抽象的形式。唯物史观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异化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消解的内在逻辑。在思辨的意义上，人的异化也就是人的实存同其本质之间的分裂和乖戾。它使得人的实存不再反映人的本质，而是遮蔽人的本质。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说，儒家所谓的“诚”，亦即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事物之本真性的开显。在这里，实存乃是本质的敞显，而不是遮蔽。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异化的历史地扬弃，即人的实存与人的本质达成内在统一，它意味着意识形态被人的历史实践所彻底解构，人的存在因此重新获得其本真性，这也就是人性的彰显，即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复归”。意识形态的解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含义：在反思层面上揭穿意识形态的秘密——这是马克思为自己规定的理论任务；在实践层面上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际地解构使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这是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意识形态之遮蔽的揭露、批判和解构，正是回到儒家所谓的“诚”的一种历史性的努力。因为人的存在被意识形态这一异化的最典型的形式所遮蔽，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不诚”之状态。

《中庸》强调：“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自成，强调的是内在必然性决定的状态，也即自然而然而非他然之义，在物乃自然，在人乃自由。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的他者作为异己之规定支配的，而是出于自身之本然之性的内在要求。此之谓“诚”的境界，即无蔽之状态的来临。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历史解放的实现，即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王国的建立，也就是那个大写的“真理”的发生，是人的存在本身的澄明。马克思所说的“真理”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成立的，它区别于小写的真理，亦即区别于知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论建构不再是那种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身的现象学。所以，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就被赋予了人的存在之遮蔽的历史性地解除之含义。既然“诚”就是事物进入其本真状态，或者说是事物之本真性的敞显，那么，惟其如此，方能成就事物。所以《中庸》又说：“不诚无物。”此所谓“物”，不能作与人及其存在无关的外物解，而应作“格物致知”之“物”解。成己与成物，原本就不分彼此，又何必言合?它是一而二或二而一的。张载说得好：“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78)所以二程曰：“诚便合内外之道。”(79)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或曰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角度说，这个属人的世界正是由于人的实践并通过人的实践得以建构而绽放和开显的。

《中庸》还强调：“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何以故?因为至诚之道，即事物的无蔽之状态，故一切道理都本真地显现，正因此才能够“前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摆脱了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束缚和局限，使历史的本真性得以呈现，因而能够对未来作出前瞻性的“筹划”，此正是所谓的“前知”。而资本主义辩护士何以不能“前知”?因为他们总是囿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而难以自拔，所以归根到底就在于他们的理论之“不诚”，因为他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蒙蔽而不自知。例如，阶级利益的局限、认识方法及其哲学立场的褊狭……等等，都决定了他们无以为“诚”，所以就得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当作“历史的最高成就”(80)的结论，从而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暂时的必然性”看成是“永恒的必然性”。这样一来，又何以能够“前知”?他们的这种“不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不可能“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81)。既然如此，他们又如何做到“前知”呢?从社会根源看，意识形态总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之狭隘利益的反映，毋宁说是它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修辞。这就决定了特定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总是从其阶级的一己之私利出发去看待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狭隘视野的限囿。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未来具有足够的筹划能力和预期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哲学超越了意识形态这一“虚假意识”之遮蔽，从而实现了“回到事情本身”。因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82)。如此这般，一切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蒙蔽都将烟消云散。拿儒家的话说，此乃“至诚之道”，故“可以前知”；非诚无以至此。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是“密纳发的猫头鹰”；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高卢的雄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83)马克思的哲学当然固有其反思的层面，它因此也必须扮演“密纳发的猫头鹰”的角色，但这种反思却昭示着未来，即为理想社会的筹划提供可能的预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所在，也是其优点所在。

《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朱熹认为：“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便是诚。”(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亦即《中庸》所说的“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因为“诚”的境界，使一切都向我敞显、向我涌现、向我澄明。这不正是“万物皆备于我”吗?这不正是“与天地参”吗?在儒家那里，不能“尽天之性”，便是“伪”。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也就是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遮蔽，亦即真理的晦暗不明之状态，从而陷入“伪”。这个时候，人的实存不仅不再反映人的本质，相反是以扭曲的方式遮蔽人的本质，从而出现了实存与本质的乖戾，这便是人的异己化状态。在马克思看来，当意识形态这一颠倒了的虚假意识被逻辑地揭穿并历史地解构之后，人类社会演变的脉络方得以彰显和澄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正是这种澄明在理论上的实现；人类的历史解放和理想社会的来临，则是这种澄明在实践层面上的完成。如此一来，便可达成儒家所孜孜以求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之境界。此一境界的逻辑的和历史的显现，恰恰表征为儒家所谓的“尽人之性”，同时也是“尽物之性”，或者说是成己成物，归根到底则是尽天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