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兼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危害 ... ... ... ...

二、“初级阶段”与最高纲领遭到忽视的原因

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最高纲领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形势到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准备，致使德国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遭到失败。后来社会民主党以和平方式掌权，但却实行资产阶级政策。这同俄国的十月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由于这样，列宁和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才愈益显露出其真理性。在东方，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和东方实际的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在西方，通过对卢森堡的继承和发展，则形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走向另外一个片面，犯下种种错误，尤其是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特点，使它最终被多元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同化，成为其左翼组成部分，但与修正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的另一面：关于辩证法与阶级意识关系的理论。

苏联取得的成就，正是列宁的辩证法研究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现实成果。遗憾的是，斯大林陷入了教条主义，既没有能力提出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类的发展生产力手段，又无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砸碎官僚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方面进行了一些宝贵探索，但由于生产力水平太低，不仅远没有达到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到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甚至连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这就使得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探索，无论是农村的“政社合一”制度，还是城市的“革命委员会”制度，都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难以取得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包括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第二，同生产力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比，中国连中等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如果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称作“社会主义”，那么，按生产力标准衡量，它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6](p.225)这两层含义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

始终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优势。自从党的一大确立“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二大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随着形势的变化一直在改变，但最高纲领始终没有变。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都指向“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和政策执行层面上，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坚持得比较好，而在对“两个基本点”关系的处理上却出现过摇摆。比如，明明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偏偏有一些人断章取义，抓住关于“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话大做文章：有人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因素这一点，说什么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成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贴了“社会主义”标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一个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怪胎;有人认为中国是“打左灯，往右转”，其结果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水到渠成地变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等等。在这些错误思潮影响下，甚至连一些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也赞成“共产主义渺茫论”，仿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永远不会结束，共产主义社会永远不会到来。这些问题在文件上都已经解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却居然都处于晦暗不明的灰色状态。这表明，除了重复教科书的教条和利用这些教条对中央文件做注释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尚未拿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毫无抵抗力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泛滥是必然的。同历史上的修正主义一样，中国之所以出现修正主义，同样也是因为存在其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认识论根源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群众在生活中自发形成的，而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把握它需要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法。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p.437)“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7](p.452)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满足于教科书的教条，不敢直面重大现实问题，不愿意下苦功夫读经典著作、研究历史，掌握不了活生生的辩证法，甚至把辩证法变成了辩护术和诡辩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丧失了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人们一方面以嘲弄的态度看待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经验的方法不中用”“理论思维才管用”[7](p.435)的地方，却不再向理论求助而单纯依靠自己的感觉。感觉向人们提供的往往是客观的假象，特别是在历史领域，人们习惯于直线思维，而历史进程却往往是迂回发展的。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的面貌有了巨大改变，有些方面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于是有些人就凭感觉认定，社会主义已经远去了，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很多人极容易被“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由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鬼话所迷惑。

从社会根源上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主要社会阶层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因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常都与对共产主义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原来已经消灭的其他社会阶层相继出现：一方面是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投资的国外资产阶级以及各种依靠资本的从业者，如基金的管理者和投资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渐高，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农民工、下岗工人、在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的无产者等依靠劳动为生的阶层，话语权越来越小。后者依靠出卖劳动为生，前者则依靠资本收益即利润为生。在两者之间的阶层，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工人和新产生的个体户，大体上或至少在表面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和社会阶层不断发生改变的同时，原来以“为人民服务”(即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机关，也变成了为“各色人”服务，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甚至公开打出了“同企业家作对就是同政府作对”的标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非劳动人民阶层中发展党员，甚至吸收资本家入党，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与当初社会民主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具有同一性质，因为它扩大了自己的阶级基础，连资本家都拉进党内来了。这自然是误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②根据党章，不能把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混淆起来。无产阶级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在任何时代指的都只能是没有资产或资本的阶级，但群众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内容。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它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会随着历史任务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它的阶级基础始终是工人阶级，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来自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士当然也不例外，但前提必须是放弃自己原来的非无产阶级信仰和主张，通过自我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武装自己的头脑。绝不允许任何人(包括来自工人阶级的成员)带着剥削阶级的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是始终能够做到。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思想和信仰的多元化，因为一旦放弃了理论思维，人们就会根据自身的眼前景象和短期利益做判断、凭感觉下结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思想打着“常识”的名义在中国泛滥，对共产主义信仰造成了强烈冲击，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甚至使党的最高纲领名存实亡，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投资的国外资产阶级以及各种依靠资本的从业者，不断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是出自他们的利益;而群众接受这些错误观念，相信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是受到迷惑的结果。就像自然科学中地心说更符合人们关于“地球不动，太阳东升西落”的感觉，而日心说却违背这种“常识”一样，作为社会科学的真理，马克思的“哥白尼革命”颠覆了资产阶级关于阶级和社会的理论。它遭到资产阶级的疯狂反对，是由于威胁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群众不理解，却是因为“阶级”和“社会”作为“现实”，都超出了人们感觉的范围，反倒是拜物教的“事实”即“原子式个人”，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些学者鼓吹“财产是自由的基础”，说什么“共产主义要共有一切财产，必然导致剥夺自由，形成极权专制”，因此要反对极权专制就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这蛊惑了很多群众。其实，《共产党宣言》早就驳斥过这种荒唐的胡说，只是由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没有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才导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失落。再如，有的人说什么“共产主义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条件，但是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因此生产力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永远不可能具备”，居然也迷惑了许多人。人们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划分，不知道他们早就区分了有限需要和无限欲望的关系，论证了共产主义的条件是资本过剩和客观需要的满足，肉体欲望的制造并不能完全扼杀新产生的高级需要和人类对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追求。根据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是伯恩施坦所说的道德或法权现象，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即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主义就必然走向终结。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却还在辛辛苦苦地从“公平”“正义”方面论证如何驾驭资本，以便通过经济发展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能不能像当初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那样得逞呢?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永久断绝了修正主义的这种希望。

但最后的困难正在到来，危险还没有最终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