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兼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危害 ... ... ... ...

三、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但很多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那些习惯了反复强调“初级阶段”、认为“共产主义还很遥远”的人，不自觉地认同了伯恩施坦“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相反，习近平所说的“革命理想”“理想信念”指的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强调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正体现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伯恩施坦和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对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持否定态度。由于反对或不理解辩证法，它们都无法把握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必须实现自我超越，代之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当然也就无法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要求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马克思在1850年以后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他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否定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恰恰相反，他是要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那个点，即利润率为零的那个点。这是从抽象的历史信仰向科学理论的转向。在这个转向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的只是最低纲领而不是最高纲领。

伯恩施坦从词源学角度论证了他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区别。他考察了法语的Bourgeois(资本主义)与德语的Bürger或Bürgerlich(市民的、资产阶级的)的关系，论证了应该是从前一种社会(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向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市民社会)过渡，而不是从后一种社会(市民社会)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过渡。伯恩施坦写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早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发表，他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恰恰是在后一意义上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恩格斯还特意把前一句的“市民”打了引号，把后一句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改成“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表明恩格斯是从狭义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市民社会，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意义上理解“人类社会”。[5](p.506)难道恩格斯不比伯恩施坦更能把握马克思的原意?吊诡的是，当今时代仍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重复伯恩施坦的论证(只不过这些学者不懂德语，把Bürger或Bürgerlich的词源学含义搞反了)，试图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人类社会”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承认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词源学的问题，而且是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共产党宣言》论证了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革命作用。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这符合《共产党宣言》的逻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利用资本主义因素的结果。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基础上，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化而来。“一物降一物”，为了对治封建残余和专制残余，固然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以实现对小生产的超越;但另一方面，这种超越本身是由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基础加以保障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决定政治”，因为并非所有生产关系都属于经济基础，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非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而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那种经济危机，恰恰是由于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保障。如果没有土地公有制的保障，失业的农民工只能饿死;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保障，利润率降低的结果只能是大规模的停工和失业;这两点都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阶段不同，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类似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依靠的就是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保障。这样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什么?难道我们能够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层含义，即“初级阶段”否定第一层含义即“社会主义”吗?

当谈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时候，列宁并不认为这种“后退”是纯粹的“后退”，因为在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情况下，下降阶段本身就构成上升或前进的环节。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祸害，但相对于小生产来说是幸福。不仅在经济方面是这样，在政治方面也是这样。毛泽东曾经谈到，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出现类似斯大林专权那样的现象，因为它们有发达的民主政治。[8](p.33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机制，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同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借鉴资本主义民主对特权的制约，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恰恰相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是由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封建残余或专制残余，而资本主义在战胜封建制度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修正主义的错误在于只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特征，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教条主义相比，这显然是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那么，今天的主要危险只能是来自修正主义。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主要强调的是“初级阶段”，而现在则到了在坚持“初级阶段”的同时主要强调“社会主义”的时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

其次，从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看，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不同的最低纲领，但其最高纲领是一致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最低纲领，但所有最低纲领的方向都指向最高纲领。任何国家、处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政党，最高纲领都是同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研究所有问题，特别是革命与改良、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都必须始终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当伯恩施坦受到党内同志批判，说他的修正主义是受英国影响时，他很不服气，辩解说他用的是德国的数据，说明的是德国的问题。伯恩施坦不理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辩证法视为德国哲学的遗产。相比之下，英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说伯恩施坦受英国影响，是指他受英国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不是受英国数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坚持共产主义，而且坚持国际主义。它是全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并不只适用于英国或德国。关键在于，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不同国家时，必须与特定国家的国情相结合。

不过，即使有人向伯恩施坦指出这一点，他也不会接受，因为他不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科学”的标准，而是按康德的标准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科学范式，而康德是德国哲学家。伯恩施坦明确地说：“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4](p.72)“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4](p.335)伯恩施坦赞同其他人的看法：黑格尔哲学是法国大革命的反映。他反对黑格尔，就是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布朗基式的革命提供了哲学论证，而“在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4](p.165)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歪曲。实际上，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明确地说，共产主义者当然最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5](p.685)可见，正如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施坦时所指出的，在恩格斯看来合法改良和暴力革命并不像自助餐上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他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9](p.57)试图排除暴力革命这一选项，正是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要害所在。

伯恩施坦把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一派以社会主义思想家制定的改革建议为出发点，并且在基本上以建设为目标，另一派从革命的人民起义中汲取启示，并且在本质上以破坏为目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企图把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他从革命者那里接受了把工人的解放斗争看成一种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见解，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对工人解放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先决条件的探索。但是综合还不等于对立的消除，而不如说是一种妥协，……不管马克思的理论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它在根本上始终保持着这一妥协的性质或者二元论的性质”。[4](pp.168-169)这显然又是一种由于不懂辩证法而造成的歪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正如革命和改良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无产阶级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选择的一样，革命和建设并不是对立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在社会发展同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中，国家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因此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实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点上，卢森堡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高更牢固。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9](p.31)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而不是像伯恩施坦那样抛弃辩证法。尤其不能说，因为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就可以只顾“建设”不要“革命”了。伯恩施坦居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如果说另一方面，他们不加注意地放过了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那么这首先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4](p.174)如果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修正”还不算修正主义，世界上就没有修正主义了。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坚持，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因此需要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然后进入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消灭私有制之后，不仅利润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将被超越，为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所代替;甚至连市场经济和物质主义都将被扬弃，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历程，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正确的。

由于不懂辩证法，伯恩施坦根本不理解资本主义自我否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必然错误地诠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所谓“思想转变”的意义。他谈到《共产党宣言》“不能算是表现马克思所达到的完满的思想高峰的作品。不如说，马克思在英国(当时它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进行了研究以后所写的著作才属于这一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导言，巨著《资本论》则是它们的高峰”。[4](p.420)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伯恩施坦错误地估计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他举例说：“资本主义所引起的世界交通的巨大扩展，海外国家不仅被卷入了世界贸易……而且被卷入了我们通常在欧洲也开采或制造的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马克思虽然正确地预见了这个事实，却没有完全正确地估计到它的影响，而且没有超人的手段也是不可能精确的估计到的。”[4](p.422)且不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谈到全球化，就算马克思不是“超人”，“没有完全正确地估计到”世界贸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发展的意义，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表明，他至少已经把世界贸易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范围。在这个计划中，第一至三册分别是“资本”论、“土地所有制”论和“雇佣劳动”论，第四至六册分别是“国家”论、“对外贸易”论和“世界市场”论，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只完成了第一册即“资本”论的研究，其余方面只是提出一个大纲。后来卢森堡和列宁则发展了后三册的研究。伯恩施坦根本不理解《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如何深化《共产党宣言》中的过剩危机理论的，所以他也必然无法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危机主要是定性研究，但正如卢森堡和列宁所注意到的那样，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马克思已经区分了作为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环节的危机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即前者不过是利润率的下降，而后者却是利润率趋近于零。这已经进入定量研究的层次。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是对早期观点的深化而不是否定。不仅如此，一旦利润率为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还原为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分配制度发生变革，由所谓的“按要素分配”变为“按劳分配”，进而为扬弃市场经济和物质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卢森堡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却走向了修正主义。由于伯恩施坦无法把握辩证法，他借口《共产党宣言》中的崩溃论和危机理论不成立，试图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可能性。他甚至连凯恩斯的水平都达不到，因为凯恩斯虽然同伯恩施坦一样，站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立场上反对革命，但他至少认为正如“每个人都会死”一样，随着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也会走向终结;[10](p.211)而伯恩施坦却单纯根据德国1873年至1907年的统计数据，证明利润率不是螺旋式下降，而是螺旋式上升，因此修正主义是正确的

如果把世界贸易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在短期内伯恩施坦似乎有道理。这是因为，虽然魏玛共和国被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所取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高潮，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在二战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福利社会，以至于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加尔布雷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就是由于执行了《共产党宣言》的遗嘱。[11](pp.183-184)《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的论断似乎确实没有兑现。相反，到20世纪90年代，反倒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似乎历史只能终结于资本主义了。然而，中国崛起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光继19世纪聚焦德国、20世纪聚焦俄国之后，21世纪开始聚焦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