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时代仍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列宁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一个比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要高的阶段。中国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生产力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但中等发达程度离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可以把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姑且把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阶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或“中级阶段”。
由于学术界缺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理解。人们仅看到“新时代”的起点在初级阶段的后半段，但不知道、也不关心它的终点在哪里。这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已经陷入深重的机会主义。很多人只强调“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没有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提法表明原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已经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成为当前紧迫的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不能再仅强调经济发展、突出个人而忽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发展，不能再忽视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民主、个性自由，而是要强调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与此相反，修正主义由于不承认独立于个人的阶级和独立于经济的社会的存在，必然把人类引向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和人的片面发展的道路。
从具体国情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土地公有制保证了农民在所免费使用的宅基地上以低廉的价格建设起自己的住房，导致按照西方“有车、有房、有稳定的工作”的所谓“中产阶级”标准衡量，中国产生了全世界人口数量最为巨大的中产阶级。③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要普遍解决住房问题就困难得多，这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设定了界限。仍以美国为例，美国1970年代中产阶级人口虽然曾经达到70%，后来却由于实行了新自由主义，阶级力量的重组和中产阶级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到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已经降低到50%以下。这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长期受到修正主义影响、受到民族主义裹胁的情况下，极易受到挑拨，从而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外部压力。
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避免教条主义，又需要避免修正主义，但目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如果说，教条主义者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最近的将来都看不到，因而无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含义，那么，修正主义者因为看不到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对于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则完全缺乏意识，由此只能形成一些假问题，让真问题退隐到人们的视野之外。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习近平最初的语境中本来体现了党的最低纲领(中国梦)和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的统一，但到了有些学者那里，党的初心就只剩下“中国梦”，“共产主义”不见了。再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常常被突出第一个(民族复兴)，忘记第二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和第三个(国际主义的复兴)。这种遗忘决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只要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没有消除，相关问题就会一再暴露，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三个“意味着”是这样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2]首先，对其中的第一个“意味着”，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从经济上看，“富起来”和“强起来”并不是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前进，而是到了一个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历史节点。用习近平的话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新常态”，因此无法用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的老办法来解决由过剩经济导致的新问题。比如，短缺经济条件下产能增长和增加投资是硬道理，而在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条件下，需要的却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目前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问题都是由资本过剩、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用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社会像一个人，由穷到富就像人长个儿，由富到强就像身心的全面成长。由此观之：(1)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短缺经济形态，因此在发展初期，增长速度往往很快，但等到有吃有穿、有车有房，社会有机体的身量就长足了，这时候经济增长率就放缓，利润率就下降，因为农业和工业都由于供过于求而逐渐失去赢利能力，只能靠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2)国家由富到强也是这样，它不再是一个量上扩张而是一个质上提高的过程，因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满足以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就需要提上日程，物质生活的生产让位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生活的生产，或者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说，是用全面生产代替片面的物质生产。因此，第一个“意味着”表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次，所谓“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表明与苏东剧变时的情况不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中国崛起而走向复兴。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不仅没有认真阐发它，反而有意识地避免强调这一点。这说明修正主义的影响已经非常严重。其实，只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就可以看到，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利润至上主义，因为资本无非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资本归社会占有，即在利润率降低为零之后，为了避免生产停滞、工人失业、商业危机，而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新自由主义，正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为零的阶段，也就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如果不是由于修正主义的影响，这一过渡可能早就实现了。而在修正主义影响下，人们不是把经济方面的过剩产能转移到社会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的满足上，而是人为制造新的物质需要，即马克思所说的“欲望”，把人变成消费机器，由此形成了物质主义和人的片面发展。至于“非物质生产”和高级需要的满足，由于不能用货币和资本衡量，遭到了统治者人为的打压。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由自由主义的泛滥带来的。中国的经济新常态目前正在重蹈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覆辙。出于自己的贪婪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中国的过剩资本正到处肆虐，为此不惜冲破一切法律、社会和道德的限制(比如不让炒房了，最近资本就去炒房租)，总之要不惜一切手段实现其自我增殖的本能。这对中国的继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消除这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课题。
再次，拿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发展路径和两种价值取向的差异。资本主义道路无法避免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有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作为压舱石和定盘星，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是稳步发展。从发展成果看，美国之所以仍然有大量人口无家可归，政府一旦想解决住房问题就会导致经济危机(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带来的)，原因就在于土地私有制，买不起房就只能露宿街头。而中国农民之所以有房住，并不是因为农民收入高，而是由于土地公有制，不需要支付地价。国有企业也起了类似的作用。私有企业利润率一旦降低为零就会停工、解雇工人，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即使利润率为零，只要能够满足社会需要，能解决工人就业问题，仍然可以继续组织生产。类似的优越性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
不仅如此，从未来发展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作为生产目的，而不是奉行利润至上主义的价值标准，那么，今天中国正在讨论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假问题，是发达国家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而导致的问题，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不用说了，只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才是生死攸关的，相对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化的中国本身则没有特别的意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福利国家陷阱问题、人口危机问题、就业困难问题，等等，就更是这样。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这些问题统统都是假问题：
(1)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发达水平时的两极分化陷阱。“中等收入”本身根本不会带来什么“陷阱”，是“两极分化”导致人民群众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的陷阱。只要采取福利社会政策，限制甚至消除两极分化，扩展人民群众的有效需求，就会像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和二战后的七国集团一样，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2)福利国家陷阱，本质上是物质主义和利润至上主义陷阱，这是因为，福利国家仅仅是物质需要能够满足，从而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但社会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生态需要并没有满足，在物质生产之外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需要的满足方面，仍然处于短缺状态。如果把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转移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社会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方面，福利国家就能够进一步发展为自由个性国家，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福利国家陷阱。但问题是，经济需要的满足能够通过市场、通过货币表现出来，从而能够为资本赢利创造条件，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需要的满足很多不能通过市场，不能表现为经济增长，无法用货币和资本衡量，反而对资本的自我增殖构成威胁，因此必然遭到资本的压制，更多的物质需要、能够用货币和资本衡量的需要则被人为制造出来，由此把人变成消费机器，导致“消费社会”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
(3)诸如老龄化、少子化等由于劳动力缺口造成的所谓“人口危机”问题，只有对于落后国家才是问题，因为落后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对于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以上水平的国家来说则不是这样。这样的国家不是靠廉价劳动力数量、靠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是靠科技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靠工程师的数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海战术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科技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把人口数量的增长作为核心问题，应强调“人口优势”而不是“工程师优势”。
(4)就业困难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工作才没有工资，只有饿死。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作时间不断缩短，真正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代替人类的工作，更多的人能够腾出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过剩人口或“无用阶级”)，以发展自己的个性为基础，从事自由职业或非物质生产。既然非物质生产不再能以货币和资本衡量，“第三产业”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假概念，因为非物质生产根本不是“产业”，作为服务业它更像事业单位和公共部门，是作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而不是作为提供“供给”的生产。当然，在“全面生产”的含义上也可以作为广义的“生产”，但这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或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产品生产或私人品的生产。共产主义不是以货币和资本的多少，也不是以权力的大小，而是以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发育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换言之，除了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精神财富、个性财富。既然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而不再是单纯的生存或赢利手段，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条件下，有没有职业、能不能赚钱，或者赚钱多少，根本就不是问题。只要把新时代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我们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第二阶段(马克思称为“人类社会”，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社会)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迈入成年，而应聚焦于整个身心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这决不是说，共产主义明天就会实现，好日子今天就会来临。超越“初级阶段”绝非易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虽然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就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已经进入新时代，但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连中央也是到党的十九大才提出“新时代”的判断，④很多受到修正主义影响的人更是到今天还难以接受这一判断。这说明理论滞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到2020年中国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从而全面完成邓小平原来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到2050年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全面超越邓小平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对于理论界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如何”还是一个盲区。很多理论研究者都是鼠目寸光：教条主义者忙于诠释文件，修正主义者忙于应付用资本主义眼镜看出来的假问题，那些别有用心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则忙于“拍马屁”;唯独很少有人从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的角度去深入诠释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所蕴含的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的深刻含义。
在执行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同样必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如同在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既体现了“初级阶段”的特征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在实践中既避免了教条主义又避免了修正主义一样，今后30年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如何既避免教条主义又避免修正主义，既体现“新时代”的“初级阶段”后半段特征又坚持“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方向，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新课题;而且，如果说，原来为了“效率优先”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更多地体现“初级阶段”性质，现在为了“效率和公平并重”及“以人民为中心”就需要更多地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现在的危险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征与“社会主义”性质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甚至把在经济增长之外追求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好高骛远”的追求加以批判。
从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不断向最高纲领趋近，随着共产主义这种建立在过剩经济基础上的新文明类型在东方露出鱼肚白，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全部旧文明旧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将过时。我们不能再用旧眼光寻找老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必须用新眼光看待新问题。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②参见《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章程》，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8/c_1121870794.htm。
③按照有无资本划分，“中产阶级”是个伯恩施坦式的假概念，因此在中国不称“中产阶级”而称“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收入”本身与生活水准并没有必然关系。特别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实行按需分配，职业本身已经没有意义。
④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之前的“七二六”讲话中，用的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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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光明，王炼利.《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一文批注[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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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劝说集[M].李井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Andrea D. Williams ed. The Essential Galbraith[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1.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9.
【马拥军，察网专栏学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