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访徐崇温先生 ... ... ... ...

问：修正主义自认为依据实践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从而错误解读马克思主义，反而将之视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巨大危害，使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消解了人们的理想信念。请问徐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您是怎么看待的?如何认识修正主义“只有不断否定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徐崇温：“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本质上等同于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前面已经谈到，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更是对资本主义的认同。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正是面对现实变化，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必然后果。

首先，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正是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将自身指导思想“工具化”的结果，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

其次，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以及指导思想“工具化”，正是在面对现实变化无法坚定自身带来的后果。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长时期比较顺利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缓和，出现了资产阶级所谓工人阶级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现象，等等。在这一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掀起了“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如卡尔·曼海姆、贝尔、利普塞特、波普、阿隆等人，特别用意识形态的没落指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衰落，认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缓和，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制度逐渐“一体化”，阶级对抗已经消失，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已经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刻，必须用科学去代替意识形态。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发展的社会运动面前，贝尔、利普塞特等人不得不抛弃这一理论，转而提出“重新意识形态化”或“再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扬言要制定出一种能够吸引群众、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对此，社会民主党人多采取折衷的态度，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塑造马克思主义，根据现实需要“打扮”马克思主义。

最后，历史发展变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始终处于周期性危机当中，不仅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决策权的日益集中在极少数技术统治论精英手中，所有部门的广大群众都在经历着一种社会反常状态和异化的感觉。阶级矛盾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不仅危机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同样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始终没有过时。从民主社会主义自身发展来看，二战后，他们多将福利国家的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但是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危机到来时，他们又“手足无措”，在90年代走向“第三条道路”。2008年经济危机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迈尔专门刊文讨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繁荣之时就容易扔掉马克思主义，在危机到来之时又会视情况工具化马克思主义。从较长的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不坚定马克思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给自身带来了恶果。

问：列宁成功领导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列宁是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

徐崇温：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代特征以及本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依据资本主义的现实变化，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地球上全部领土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极其不平衡和跳跃式的发展，使以前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跳跃前进，并赶上或超过从前相对先进的国家。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出现的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向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它削弱垄断资本的势力，阻碍它们在反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达到统一，这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冲破帝国主义阵线的最薄弱环节创造了可能。

列宁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适应于时代的这种变化而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虽然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共同胜利的设想，但却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并且在俄国首先实现。这就叫作既没有丢弃老祖宗，又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是对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创造性发展，并不是违背、修正马克思主义。

第二，依据俄国的主、客观条件，列宁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对此进行了答复：“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0]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1]列宁这一思想正是以俄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在成功领导十月革命的前提下，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年内战的前提下，俄国处境艰难，但是内战一结束，列宁就依据客观情况的转变开始发展生产力，提出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创造性地走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依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变化，列宁恢复了共产党的称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使各国工人相互残杀的世界大战，这就使第二国际进而堕落成在国际范围内替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列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从形式上说，列宁的这一次为党更名，是恢复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而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从内容和实质来说，是在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分裂了工人运动的形势下，脱掉被他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件肮脏的衬衣，而穿上“共产党人”这件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整洁的衣服。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是在反对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修正马克思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十月革命一脉相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如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取得了哪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徐崇温：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做到既不忘老祖宗，又讲出新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解放思想相结合。一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到底要“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二是在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经验和道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而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资本主义是邪路。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我们党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需要强调的是，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并把它们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背景，从中引出它的意义，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致力于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同大国的关系中，破除“修昔底德陷阱”说，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倡导“亲诚惠容”，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对接起来;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倡导真实亲诚，用正确的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多边舞台上，则破除“文明冲突论”，多边运筹，推动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凭借这一理论和道路，我们不仅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更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通过自主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后，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在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举起，续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这一思想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性，着力把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和宝贵经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构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体现独特文明特征，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目标体系、战略体系，深刻凝结着当代中国对人类更好未来的艰辛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