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于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必须坚持哪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哪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不能改变?
徐崇温：首先，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有些人就从右的方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它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据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等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定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中排除出去，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张通过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之认同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一体化”。
其次，应当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我们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它的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最后，应当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远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近30年要实现的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只能是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制。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于和融化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说它们要“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而“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它们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只是争取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文明化”“民主化”“人道化”。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我们仍然需要警惕，不时有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此，我们需要回顾列宁在国家观和民主观上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为此，列宁提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国家还是必须的，但这种国家并不像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像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革命已经在俄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因此，民主这个词已经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22]
因此，从根本原则出发，“民主”不仅意味着放弃党的领导，更在普遍意义上意味着认同“民主”的本质：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认同的民主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民主，是大多数民众的民主，这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民主所能提供的。为此，党和人民要坚持宪法赋予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注释：
[1]迈尔：《伯恩施坦的建设性社会主义》，1977年西柏林版，第4页。
[2]《社会党国际通讯》第21、22期。
[3]勃兰特、克赖斯基、帕尔梅：《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页。
[5]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页。
[6]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125页。
[7]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版，第25—26页。
[8]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7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10]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74页。
[11]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389页。
[1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页。
[1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页。
[1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2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页。
[19]参见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阿尔布费拉宣言》。
[20]《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2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22]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180页。
【采访者为来庆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