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这些制度中的2个“寿终正寝”,与危机的开始是相吻合的。当美国军事力量越发陷入越南战争中,以及欧洲和日本资本家实力提升为与美国资本家相匹配的地位,美国的统治在1960年代晚期遭受侵蚀。当持续很久的低失业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势力,以及资本试图通过加速生产和增加监督对劳动进行压制,集体谈判在1960年代由“和平性”转变为“冲突性”。在1970年代早期,相对于GNP而言的军事支出,开始显著下降,这稍晚了一些。最早崩溃的那两个关键制度,应该足以瓦解作为整体的SSA,并开启长波收缩阶段。美国的统治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变得难以运转并在1967—1973年间崩溃,而OPEC得以在1973年逆转廉价原材料政策,和平的集体谈判崩溃,加剧了工作场所的阶级冲突,进而导致生产率下滑和利润减少。 SSA方法的“核心版本”,其自身有若干歧义和潜在问题。如何从长波扩张开始就在场的那些制度中,来确定哪些制度是构成新兴SSA的核心?能够处于一个SSA核心的制度类型是否存在限定条件?那些用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市场长期充足的制度功能是什么(例如,经济的军事化)?此类制度,如何纳入到从根本上是用来稳定阶级冲突和竞争的SSA图景中? 这些歧义和问题都需要解决,针对此,SSA方法的“核心模型”以试探性的方式可能成为传统SSA方法的一个替代。改善“核心模型”,对“核心模型”和“传统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所需要的远不止理论上的探索。接下来,需要运用“核心模型”,对不同国家的“长波”和“SSAs”进行历史考察。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会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 【作者:大卫·科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代表人物,美国麻省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译者:张开,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顾梦佳,中央党校2017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崔晓雪、李英东,中央党校2015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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