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8年第5辑《比较》杂志发表王小鲁研究员的文章《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386.html）。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江宇副研究员认为，该文为了突出改革开放的成就，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违背事实的贬低，这不符合“改革开放前后不能相互否定”的精神，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为此，江宇副研究员针对原文有关部分，逐段引用并进行评论，希望引起读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改革开放永不能停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把改革开放的成功归结为市场化和私营经济，因为“不少国家从来就是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却长期停滞不前”。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观点。
之所以很多人把改革开放简单归功于市场化和私有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存在错误认识。他们认为，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错误的，成就乏善可陈，白耽误了三十年。因此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通过否定前30年的成绩来突出改革开放，这是不正确的。一是不符合事实，违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两不否定”的讲话精神。二是降低了改革开放成就的说服力。改革开放成就巨大，即使客观承认改革前的成绩，也完全可以把改革开放总结好。相反，非要通过人为贬低前三十年来突出改革开放，反而降低了改革开放的说服力。三是不利于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如果把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全盘否定，客观上就是把改革开放等同于私有化、自由化，从而走向错误方向。
2018年10月第5辑《比较》杂志发表的《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之前历史时期的模糊认识。我们以此文为例，先逐段引用其原文，然后逐条剖析这些观点的问题所在。
一 用什么标准比较1978年和2018年？
原文1
【表1.改革40年与计划经济20年期间的经济业绩比较
注：农村贫困人口按最新国家贫困线（人均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评论
历史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看历史条件，而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首先，仅看GDP、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私营经济占比等指标，改革开放后的成就远远大于改革开放前，这确是事实。但是，这些指标并不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些方面的改善速度还要超过改革开放后。例如，农村灌溉面积从建国初的2.4亿亩提高到70年代末的7.1亿亩，而改革开放以来只增长到9.3亿亩，改革前的增长速度更快。再如，看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两个属于“克强指数”的指标，改革开放之前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后（工业用电量1952-78年均增长12.6%，1978-2008为8.9%；铁路货运量1952-78年均增长8.5%，1978-2008为3.7%）。至于城镇化率，固然是改革开放之后提高较快，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对城镇化拉动作用不大。但是如果没有重工业基础，轻工业和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城镇化就没有产业支撑，这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城镇化率也不能够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
再如，在社会公平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基尼系数仅有0.3左右，远远小于现在。建国前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而1980年就达到68岁，达到当时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而改革开放之后健康指标的改善速度显著低于同等起点的国家，婴儿死亡率还一度出现反弹。
因此，作者选取的指标是有偏差的，主要选择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比较快的那些指标。这些指标本身固然没有问题，但这样选择性地使用指标，容易人为地扩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别，从而给读者造成不准确的印象。
其次，在上表中“农村贫困人口比重”这个指标，作者用2011年之后的贫困线标准（人均收入2300元）衡量1978年的贫困率，得出1978年农村贫困率为97.5%，这令人费解。尽管进行了价格调整，但是用2011年的贫困线衡量1978年的贫困率，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如果按照这种标准，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梦”之后，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现在的标准，按美国现在的贫困线（人均收入超过80000人民币）来衡量，我国现在（2018年）的贫困率将超过70%。到那时，有人写文章说2018年中国的贫困率达到70%，岂不成为笑谈？所以，用2011年的贫困线衡量1978年的贫困率是不恰当的。
二 中国为什么实施计划经济？
一种流行的观点从总体上否定建国以来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重工业优先发展、土地集体所有制等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否定这些制度。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也会对今天的工作带来误导。
原文2
【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走上改革之路，是因为改革前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进死胡同，而且经过“文化革命”的破坏性冲击，经济濒临崩溃边沿。】
评论
改革前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后实行市场经济，都有其当时的历史合理性，而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计划经济适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阶段，而70年代末重工业基础已经基本建立，所以这时才有条件结束计划经济。“死胡同”的含义是此路不通、走了冤枉路、浪费了时间。但实际上，计划经济为我国建立重工业基础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二三十年的积累，改革开放就没有基础，因此说计划经济是“死胡同”不确切。
“经济濒临崩溃”是当时中央有关文件中使用过的话，最初是指1976年“四·人·帮”对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而不是指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的绩效。今天当然可以继续沿用这个词，但需要说明，当时中国并不符合典型的经济学上“经济崩溃”的定义。纵观世界，经济崩溃的典型特征是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高债务，但中国并没有出现这些情况。1952-1978年GDP年均增长6.6%，1978年之后增长更快。因此，作为学者，应该对“经济濒临崩溃”所指代的时间段和含义进行具体说明。
原文3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参照当时苏·联的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
评论
首先，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并非“参照苏联模式”，而是启动工业化的现实需要。发展经济学家（如R.Nelson等）认为，穷国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投资，加速资本形成，即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创造需求，提供市场。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并没有能力把分散于亿万农户的有限剩余集中到基础工业部门，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飞跃。
其次，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同苏联有显著区别的。特别是1958年和1970年毛泽东推动了两次向地方的经济分权，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一大批企业由地方管理、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许多地方也拥有了比较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经济体系。中国在计划经济程度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中国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
实际上，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二战之后，主要西方国家都加强了对政府经济的干预，英国1978年统计，国有经济在重要部门中的比例是：汽车50%，钢铁75%，航空75%，煤炭、电力、天然气、造船、铁路、邮政、电信均为100%[1]。正因为如此，才弥补了市场无序性带来的周期性危机，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
原文4
【经济全盘国有化，企业按政府的计划指令进行生产，产品由政府调拨，利润全部上交政府。农业实行了全面集体化，农产品由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统一征购。】
评论
——“经济全盘国有化”不符合事实。从所有制来看，当时除了城市国有经济之外，还有大量集体经济。1957年，全民、集体、公私合营、个体经济的比例分别为33.2%、56.4%、7.6%、2.8%；1980年分别为全民60.3%、集体34.6%、个体4.7%[2]。集体经济由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类似今天的华为），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国有。也就是说，国有经济比例最高时也只有60%，而不是“全盘国有化”。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恰恰是吸取了苏联国有农庄的教训，没有实施国有制，“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这是50年代初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的[3]。
——“利润全部上交政府”不尽符合事实。国有企业1958年之前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交政府，但1958年之后进行了改革，相继进行了利润留成等制度的试点。企业的劳动保障基金等由成本列支、工会等机构进行管理。集体企业的收益则比国有企业有更高的自主权。
——农产品由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统一征购，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当时已经消灭了市场，那么何来“市场价格”呢？这里所谓的“市场价格”，可能是指最初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时所谓的“市场价格”，但当时这个价格并不是真实反映农产品供求关系的价格，而是有大量私商投机、炒作的因素存在，这也是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原因。如果不实施统购统销，固然表面上可能存在一个“市场价格”，但是按照这种价格运行，就会使得有限的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到投机商手里而不是农民手里，而不能集中资源启动工业化。因此，此处“低于市场价格”并不说明这一政策不合理。
原文5
【开始建立国有经济的初期阶段（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处于混合经济时期，市场没有完全取消。这一时期，经济一度发展强劲。从前苏联大规模引进156个工业项目，全面奠定了我国的初步工业基础。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9.2%，但主要是工业增长单兵突进。】
评论
作者在此处暗示，“一五”期间之所以经济增长强劲，是因为“市场没有完全取消”。事实恰恰相反。“一五”是四个五年计划当中“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程度最高的时期，表现为“一五”期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的80%左右，而1958年之后，中央财政的占比始终没有超过40%。“一五”时期增长动力最主要的来源部门是重工业，而重工业部门是清一色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因此，“一五”计划的成功说明，计划经济条件下也能够有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由于这个结论和作者要得出的“计划经济坏、市场经济好”的结论相反，所以作者此处将“一五”时期的快速增长联系到“市场没有完全取消”，这是没有道理的。
三 “大跃进”三年能够代替整个30年的全貌吗？
原文6
【同时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就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快速发展的局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评论
首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能说是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化首先是基层的合作社为了兴修水利的需要把小社合并，最后得到中央的认可。毛泽东是较早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存在问题并予以纠正的领导人。
其次，不能说工业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局面是因为这两个运动打破的。如果这样说成立的话，那么假设这三十年一直实施“一五”期间那样高度集中的制度，经济增速就会保持“一五”的高速度吗？显然作者不会赞同。
实际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发动有客观原因。从外部来说，主要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扩大，而且也不能像“一五”期间那样过度依赖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探索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是“大跃进”的起源。“人·民·公·社·化”则首先是源于农村扩大兴修水利规模的需要。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最初的三年时间出现了严重失误，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是这两个运动打破了“一五”时期快速发展的局面。即使没有这两个运动，仅仅靠“一五”那样由中央为主进行重工业投资也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大跃进”客观上促进了向地方的分权，把大量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成为今后乃至改革开放后形成地方竞争格局的起点。
原文7
【但毛泽东又于1966年发动......导致全国动乱。1968年GDP降至1966年的90%。其后虽恢复正增长，但速度显著低于“一五”时期。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才进入高速增长期。】
评论
真话只说一部分也等于说假话。在全文中，除了“一五”之外，作者只提供了1958-1961年以及1966-1968年这两个特殊的短暂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而没有介绍1958-1978年整个20年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手法，使读者形成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就只有“大跃进”和“文革”两件事一样。
实际上，从1952年到1978年，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可比价格计算，GDP年均增长率为6.6%，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库计算，也达到4.9%，而同期世界为4.6%、亚洲为5.8%、非洲为4.3%、拉美为5.3%、西欧为4.4%。另外，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929-1936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5%。可见，新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快于旧中国，也领先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这还不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住房、教育、农村水利等大量建设项目并未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计入GDP，实际上GDP还是低估的。
本文像许多同类作品一样，对“大跃进”和文革初期的经济波动给予过度强调，但这两个时期仅占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不到五分之一。正像不能用“大萧条”来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一样，用“大跃进”和文革初期这两个特殊时期的经济波动反映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客观、不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