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 —— 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前言 ...

1976年，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八个小队又合成了四个大队，以提高产量。我家又划到了村东的第二队。

在公社的50个村之中，南河村的发展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因此也得到了“老大难”的称号，公社还专门派出代表去南河村进行帮扶。实际上，南河村发展得不好不单单是因为土壤贫瘠，比南河村发展好的姚陶村（音译）土地更差。许多村民认为，是干部的不作为导致这一结果。

尽管这只是对一个县的个案研究，却不能因此认为本书所描述的经验不适合于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我也在河南省的一些农村做过访谈，通过对随机抽取的四十个村进行研究，发现了它们与即墨状况的显著相似性。

研究方法和来源

为了对即墨县的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我参考了在近年来可以看到的地方志。在中国的史学传统里，这是一种官方支持下由地方史学家编撰的记录。尽管地方志的叙述通常反映的是官方的政治观点，它们仍然可以为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的政治史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如果要在地方志的记录中找到一条关于文革的基调，得出的结论一定不是积极的。

为了进行定量研究，我在数年间跟踪访谈了即墨农村地区200多个受访者，包括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家长和地方干部。当地人民的口述史总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可靠来源。他们非常淳朴，经常在谈论过去生活的细节时不经意流露出他们的感觉、情绪和政治态度。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的其他群体一样，有自己独特的遵守政治正确的方式。有些人并不希望别人认为他们太过老实或者不知道什么叫做政治正确。有时，他们会猜测采访者的政治立场，并调整自己的回答以顺应采访者的观点。这可能导致采访者得到的“真相”是扭曲的。

在接触被访谈者时，我没有宣称“中立”或把我的立场告诉他们，我尝试使我的调查题目对受访者“隐藏”起来。在访谈之前，我会准备一个问卷以梳理问题，但被访谈的人是看不到的。我不让受访者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是请他们根据自己的记忆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不打断他们。我通常会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开始询问一个农民在某个时期或某个事件时的生活经历，只是在农民回忆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问一些问题。即便对方开始无边际地漫谈，我也一般不打断他，只是做好一个农民故事的忠实记录者。我相信，哪怕只是这种漫谈（漫谈其实自有它的目的或价值，也能给我提供一些在其他场合很难得到的重要信息。我与农民们的谈话也通常在随意而放松的家庭环境中进行。这种环境可以打消农民们对政治正确性的顾虑。我经常与被访谈者同吃同住，有时还在他们的地里和他们一起劳动，或者帮他们干一些家务活。这对创造相互信任的气氛很有作用。他们把看作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调查者或学者。

除了这些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我也使用了出版物中提供的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结束后，中国出版界围绕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都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常常是一边倒的，这些争论却为揭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教育进程中的地位提供了很多信息。

在1990年到1997年间，我曾与很多国内的朋友写信讨论我的研究课题。他们有从前的老师、同学，曾经参与过学校管理、教材编写或其他教育工作的农民、工人和军人等。这些非正式的信件，合计有数十封，也成为了我获取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些信件都是作者们仔细思考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