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下的生态观 —— 生态文明六人谈

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的绿色生活方式

方世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疫情爆发的真实原因目前虽然还在探究之中，但是，与2003年SARS疫情爆发有着惊人一致，即都与非法猎捕、非法销售和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有关。尽管人类目前还没有完全掌握野生动物在传播疾病方面的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对这种病毒的研究还很有局限性，还没有最为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然而，许多野生动物携带诸多病毒、寄生虫等，是已被科学证实了的客观事实。比如，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竟然高达4100多种，其中冠状病毒就达500多种。对人类健康造成较大影响的SARS病毒、MERS(中东呼吸窘迫综合征)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等都属于冠状病毒，且自然界原宿主都可能是蝙蝠。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的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人兽共患病有200多种，较重要的有89种。事实充分证明，食用野生动物不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特殊滋补，也根本不是人类所追求的满足“口腹之欲”的高档生活享受，相反，人与动物携带的病毒之间接触机会的增加，打乱了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对付的疾病和空前灾难!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只有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的绿色生活方式，才能以科学健康文明安全的绿色生活方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绿色生活方式是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关系的生活新理念

　　绿色是充满希望的颜色，是自然界生命具有生机活力的象征，是自然界的本色和底色。绿色生活方式是人类在提高生活质量理念下倡导科学健康文明安全美好生活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价值目标，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所选择的与自然构成的一种和谐共生的平衡关系，是人类在满足自身多样性需求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地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人类通过努力平衡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人类社会的需求，达到保护自然资源、动植物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实现经济社会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注重人与自然共生的平衡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倡环保、简约适度、绿色低碳、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资源等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充分反映了现代文明人的科学价值理念和文明生活态度。

　　作为与生态野蛮、生态灾难、生态危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生态文明彰显的是人与自然在和谐共生中保持相互之间的协调平衡关系，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进步的状态，体现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人们在文明生产和文明生活中促进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文明样式。生态本身无所谓文明与野蛮之分，生态文明是展示人的主体性和外部客体性作为对象性关系的一个概念。生态文明主要体现为人的文明实践行为和人的文明生活态度，主要通过人能否文明优雅地工作和生活表现出来。生态文明呼唤现代生活文明，能否善待动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能否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既不消极无为，又不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衡量是否能达到现代生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体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价值性。

　　地球是人类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家园，多种类型的野生动物既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朋友，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而丰富多样的重要资源。在多样性生物所构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每种野生动物都有其生存的价值，如果一些野生动物减少了，就会影响其他动物的生存，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不仅会影响动物之间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中构建起来的平衡关系，还会影响在地球上生存的所有生物，并最终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野生动物也是充满着巨大风险的天然病源库，是狂犬病、鼠疫、冠状病毒等许多人兽共患病的携带者和自然宿主。如果非法猎捕、非法销售经营野生动物和食用野生动物，必然会增加人们感染动物病毒的风险，其做法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的表现，是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更是轻慢自己生命和对他人生命不负责以及对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绿色生活方式是标志现代美好生活的生活新时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在食物消费上，有些富裕起来的地方和人群，就将吃野生动物当作高档生活的象征，当作追求个性自由和炫耀生活品位的一种时尚。在许多城乡，餐馆、酒店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使许多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处境更加艰难，而更容易使野生动物病毒感染到从业人员及那些吃野味者。在这次疫情焦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曾经有一份网传菜单，鼠、狗狸獾、猪狸獾、果子狸、狐狸、树熊、孔雀、大雁等野味均在其中。

　　在现代物质生活高度富有的社会，标志美好生活的生活新时尚到底是什么，新型冠状病毒将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现代生活新时尚，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如环境与生态保护主义者、绿色和平人士、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等，早在20世纪就深刻反思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弊端，提出了人类不要过多地控制自然界，而要努力维持与自然界和谐共生协调的平衡关系的主张，并且以身作则，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楷模。在20世纪50年代，《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的作者海伦·聂尔宁和丈夫斯科特·聂尔宁，为了以实际行动过上心目中理想的美好生活，逃离乏味的大城市，躬耕于乡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开创出一条返土归田的生活实践道路，可谓“20世纪的梭罗”。他们总结了有关健康和长寿的几个因素：积极、乐观的思想;问心无愧，安然自得;户外活动与深呼吸;不吸烟、不喝酒、不吸毒、不喝咖啡和茶;节制饮食——吃素，不吃糖和盐，尽量吃低脂肪食品和半生半熟的食物。虽然有些绝对，但富有参考价值。特别是斯科特关于美好生活的名言，极大地鼓舞着后来无数绿色生活方式者：

　　“人的生活中重要的不在于你穿什么，而是你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的基本要素是存在与奋斗，仅靠占有物质而活着，只能成为一个人生活中的障碍与负担。生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财产，而在于我们怎样利用现有的一切来作出贡献。斯科特与海伦都是长寿的代表，这对于今日提倡养生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社会来说，树立了典范。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问世，提出了生态危机来自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干预和破坏，从而让大自然失去了与人类和谐共生协调平衡关系的生态系统思想。卡逊认为，自然界需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协调平衡状态，必须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生态演变过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协调平衡关系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不要轻易对其过多干预，不要只是考虑人类主体自身的生活需要，更不能让人类的生活需要建立在打破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基础上。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所揭示的仍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和谐共生的协调平衡关系，认为按照既有的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将越来越失衡，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崩溃，这引起了人们对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担扰。1973年，E.F.舒马彻在他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强调，要通过合理利用技术，向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1992年至2002年间，联合国就保护地球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增长举行了三场峰会，最终在2007年通过了《可持续消费和增长，推动气候友好型的家庭消费模式》，提出要在社区和家庭推行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经过国际社会有识之士多年的倡导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今天不仅在瑞典、日本、荷兰等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我国，绿色生活方式也正在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新时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深刻反思这场重大灾难，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平衡关系的绿色生活方式，有助于全社会自觉调整和正确选择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重新思考人的真实需要

王雨辰

　　从武汉爆发，进而流行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提醒我们必须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真正明了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分析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入手，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做了深入考察，形成了系统的需要理论，这对于我们反思当下疫情以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的考察，是建立在把马克思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的基础上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制造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牵引人们到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体验满足和幸福，忘却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观点结合起来，通过分析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深刻阐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倡导人们摆脱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束缚，树立到创造性劳动中寻找满足和幸福的劳动幸福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区分了“需要”和“欲望”。在他们看来，“需要”是人们为生存而产生的对必需品的需求，是人的真实需要;“欲望”则是人们试图得到某种物品的欲望，这种欲望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内在关联，本质上是一种“虚假需要”。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在利润本性的驱使下，制造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以支撑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展，使人们无法区分自己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求，混淆了“需要”和“想要”，进而到建立在虚假需求上的“异化消费”中寻找满足和体验幸福，导致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盛行，其基本特征就是“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形成，是以依托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追求无限增长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其盛行具有哲学和社会双重根源。哲学根源主要体现在启蒙理性关于“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现代性价值体系，核心是把实用作为判断是否科学的标准，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进而形成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追求无限增长的社会进步观;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为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工人为了逃避异化劳动到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寻找满足和幸福;其后果是为了追求无限增长和无止境的消费而形成的当代社会人为的“缺乏”状态，人们将满足和幸福寄托于消费中的异化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异化状态，其根本缺陷在于错误理解了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

　　在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与后果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只有理顺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等关系，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才能真正获得满足和幸福，克服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为理顺上述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问题的有关论述。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区分了“需要”和“欲望”，揭示了动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类需要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动物需要”是指满足维持机体生存的需要;所谓“工人需要”则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需要被降低成为一种维系身体机能生存的需要，即人的需要异化为动物的需要;所谓“人类需要”则是指不仅包括维系身体生存的需要，还包括不断发展的精神需要，具有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通过以上区分，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看作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而自我实现正是人类需要的核心。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着重分析了资本对激发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目的“虚假需要”的决定作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核心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达到自我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强调摆脱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的核心在于破除异化消费，把满足和幸福寄托于创造性劳动，而不是消费领域，并树立劳动幸福观。“满足的可能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如同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中那样，主要是一种消费活动的功能。”他们同时还强调建立一种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对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的重要性。所谓“技术伦理”，就是要改变现代性价值体系将“控制自然”的观念解释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控制自然，满足人们对物质增长无止境追求的做法，提出应当把“控制自然”的观念解释为如何控制人的非理性欲望，消除由此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最终实现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所谓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并不是阻止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干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放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滥用自然的做法，应以开明的个人利益为根据，认识到自然界的需要和利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实现人类需要和自然界需要的共同发展。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起源于部分人贪吃野生动物，这不仅提出了人类应如何抑制贪欲，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也提出了人类应如何与动物相处，维系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于其需要理论和劳动幸福观，对于我们反思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部分人贪吃“野味”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地认为野味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显示自己身份和地位。这种认识误区，本质上关涉如何认识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以及如何使我们的价值真正实现的问题。对于人的需要的合理性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不仅提出应当把“真实需要”和“欲望”区分开来，把消费建立在“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否定建立在“欲望”基础上的异化消费，而且提出了“满足”不应当在消费活动中，而是在创造性劳动中的劳动幸福观。对此，习近平既肯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要的合理性，又反对那种把幸福寄托于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强调只有树立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奋斗的劳动幸福观，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动物以及人类之外的自然，维系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这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并把二者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科学技术被看作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中介和工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无限经济增长追求为目的的发展观。在这种哲学世界观和发展观的支配下，人类不仅把自然看作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越来越丧失对自然的敬畏，其结果是，虽然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但却导致了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把人类幸福简化为物质性内容;使人的个性丧失、精神迷茫，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启蒙理性的上述实践结果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保持对自然敬畏的同时，重新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当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不受自然的惩罚，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

张云飞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科学指示和系统部署，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尽管病毒源头和传染机制有待在科学上查清，但从源头和本质上来看，如何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高度打赢这场阻击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任务。

　　由生态环境因素引发和导致的疾病，尤其是流行病，是当今社会亟待有效化解的重大公共卫生课题。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新科技革命负效应的冲击下，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这同样加快、加剧了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的扩散和影响，从而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样，就突出了生态环境健康的重要性。对此，可以从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两方面来认识。面对各类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健康主要关注的是环境与健康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有害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预防。面对各类生态风险问题，生态健康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关系的健康，既要求直接避免和有效防范生态破坏带来的健康问题，又要求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保持人们良好的健康状态、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作用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处理生态环境健康问题，就有可能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因此，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能否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程度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与否。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的污染导致疾病普遍流行，严重威胁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心健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科学批判。在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恩格斯深刻指出，肺病、猩红热、伤寒等疾病之所以到处蔓延，是因为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畅、潮湿和肮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深刻揭露出了这方面问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生物战和生态战直接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手段。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了落叶剂，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贫铀弹。这些战争手段对自然和人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危害，从而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反自然、反人类的本质，充分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之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凭借自身制度优势不断破解生态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蕴含这样的观点：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不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会受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疾病流传。对于已经产生的严重危害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抓紧治理。例如，我国防治血吸虫、研制治疗疟疾的药物、战胜“非典”等一系列成就，都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制度优势。

　　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方面，社会主义同样能够发挥出其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大以来，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深刻指出，生态环境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我们既要大力生产和提供更多优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大力生产和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目前，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按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按照共享发展的科学理念，我们必须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作为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切实将防范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任务，切实将社会主义国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要求必须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影响人体健康的生态环境因素大致可分为化学性、物理性、地质性、生物性四类。前三者主要涉及环境风险问题，体现为环境健康问题，应通过发展环境医学加以解决。对此，我们已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政策思路。后一种因素主要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在这一领域极易发生生态风险。生态风险主要是指由于生态安全破坏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危险。生物安全风险是生态风险的重要方面。生物安全主要是指自然原因或人为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平衡破坏、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了科学而有效地化解这一类风险，必须加强生物安全的监督和管理，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减少生物科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安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生态风险，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这类问题体现为生态健康，应通过发展生态医学加以解决。目前，亟须加强这方面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将保障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和保障人民的生态环境健康统一起来，将防范外来物种尤其是有害外来物种的入侵和维护国内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系统性、稳定性统一起来，将促进全球化的绿色发展和加强进出口检疫统一起来，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第一，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风险的预警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推动相关信息的开放共享，开展全方位工作，提高处理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第二，我们要彻底排查整治公共卫生环境，加强人民卫生工作的人民性，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严格防范市场失灵，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加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要将发展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纳入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预防医学工作，加大对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研发的投入。第三，我们要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尤其是要打击跨境野生动物捕猎和买卖行为，从源头上控制生态环境风险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同时，要依法引导企业安全发展。企业不能采用容易造成生态环境风险和劳动安全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要承担反对危害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劳动安全的社会责任。此外，必须坚持安全发展的原则，依法推动现代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严格防范跨境研发和生产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第四，我们要研究保障人民群众生态健康、维护生物安全的立法问题，研究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写入宪法的可能性问题，这样，才能为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演变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提供法律依据。第五，我们要加强生态伦理学教育，科学引导人民群众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意识，牢固树立“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意识，学会敬畏自然和热爱自然。同时，要努力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安全意识，形成绿色化生活方式，推动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合力。这样，才能让人道和兽道各归其位，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总之，为人民群众健康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严格防范生态风险和环境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态健康和环境健康，是我们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必须做好的预防性和基础性工作。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