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市场经济下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像人民公社一样，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技术进步；交易使每个人各得所需。因为没有好处就没有人愿意交易，市场经济一定是正和博弈，不是零和博弈。

　　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只限于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之间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不仅超越血缘、亲缘，而且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你所消费的商品，9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了，买产品的绝大部分消费者，生产者也不认识。哈耶克把这称为"扩展的秩序"。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买者不信任卖者，前者不敢买后者的东西，后者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专业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每个人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充满欺诈。而实际上，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良好的声誉。如果企业的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它，就会被淘汰。

　　《〈〈〈〈这位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商品经济之所以比过去的经济具有优越性的根本原因无知。还发明了“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的商品经济时代就普遍存在，而且是国家社会必有之事，古已有之，岂止是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必须有、也必然有大量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张维迎所谓“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只限于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之间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是打胡乱说。

　　关键是，没有政治统治至少能大体形成使人们按规矩发生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规范或制度，就是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哪里能一般地形成社会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更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只能是空气。

　　自有国家社会以来，除了或少或多甚或全部的差别外，为了实现对统治者有利的有序的社会的稳定，除了奴隶、农奴或其它的非自由民以外，政治统治必须规制它的国民中，至少是同一等级的自由民相互之间不能以暴力或强制力来侵犯，即规制他们相互之间对自己的行为、身体、生命和财产拥有国家赋予和维护的不容侵犯的所有权，由此形成了拥有国家依法加以保护的相互不容侵犯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其财产的所有权的社会群体。这才形成了这些人之间互通有无通过有国家维护的交换来实现。这是商品交换和市场能得以形成的起码前提。国家对这些人们相互之间的权力、权利和这样的交换关系经维护的好与坏，是决定这个社会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当然也包括“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好与恶的关键，更不要说19世纪才出现的市场经济了。至少早在奴隶社会就形成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及由此联系起来的社会经济，绝大多数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也即“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是自国家社会以来早就存在的现象，而不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之间的合作”的好与恶，与市场一样，更不要说市场经济了，取决于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对社会统治的怎样。

　　只要违反了国家规制和维护的人与人之间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关系，包括契约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和其它的市场或市场经济关系的规矩，就难逃国家政治统治的强制惩处，加上由此形成的有效威慑，“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才可能在社会一般地或者大体上解决，包括张维迎描述的什么“市场经济下的合作”、“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等的“信任”。“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才能至少是大体形成。

　　顺便指出，“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等的“信任”，是早在国家社会出现市场经济之前就存在了。

　　市场经济，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才开始形成。不仅在这之前，没有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而且在以后的20世纪中叶“二战”之前，西方一些国家，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也没有市场经济。

　　纵使有政治统治，政治统治是腐败和涣散的，哪里能有市场或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岂止是奸商的假冒伪劣，就一定是商、黑勾结，或者商就是黑，甚至商、黑、官勾结，强买强卖，欺行霸市，作恶于市场或市场经济，包括市场或市场经济中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势必遭到破坏。

　　为了说明市场和市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得来回顾一下有关的历史。

　　直到16世纪未以前，除英国外，教会、王室和贵族任意剥夺自由民的私有财产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普通自由民私人财产所有权得到普遍确认和维护在英国是18世纪工业革命前的事。这是英国革命后君主议会政治经过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长期政治斗争不断实现政治统治的改良才取得的成果。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其它国家亦然。经过革命和政治斗争，不断改革和改良的政治统治，使更多的普通国民已经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的相互之间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财产所有权、契约关系、商品交换关系，使法律规定的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人们社会交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能在实际上依法得到更有效的保护，是商品经济和以后形成的市场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之所以得以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有能首先在欧洲成为占主导、并发展为基本的生产关系，包括市场经济的形成，只能从政治在社会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来解释。

　　殴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统治与政治统治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和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使不大的甚至很小的工商业城市[许多实际相当于中国说的镇]通过赎买和斗争能形成工商业资产阶级性质政治统治的自治，使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能借这种政治格局和工商业上层政治统治的自治城市实现早期的初步发展。这种政治格局尽管免不了战乱，但战乱的规模和烈度有限，不至于对工商业自治城市造成普遍毁灭性的破坏，多数工商业自治城市仍能在反复的战乱中幸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13世纪末，教皇代表的宗教政治势力在与世俗王权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开始从其巅峰跌落，随后发生的宗教大分裂、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加速了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教会组织在政治上、从而经济上的败落。王权控制了教会。

　　中央王权需要削平封建大领主的政治势力;教会支持王权，因为教产和教会特权需要王权保护;工商业自治城市需要统一的市场，反对封建领主政治割据;中、小封建领主在反对大封建领主政治势力上与中央王权在更多况下能取得一致，因为它们无力单独镇压农奴的反抗、抵制大封建领主的侵凌;大封建领主之间很多情况下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有曲折，所有这些形成的总趋势是中央王权政治统治的发展。与中央王权形成反封建领主政治统一战线的工商业自治城市，借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发展实现国家的趋于集权统一和封建领主政治的消亡，得以实现早、中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俗权对僧权趋于加强的控制是西班牙、英国和法国15至17世纪先后形成初步的君主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除利用城市工商业势力的支持在反封建政治割据势力中强大起来的西班牙中央王权因为又回过头来联合封建残余势力把城市工商业政治势力镇压下去、严重迟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外，随着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力量一同发展的，是英、法等国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自治城市相对发达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在欧洲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意大利城市工商业势力缺乏对抗和逐步削灭封建政治势力的中央王权统一国家的政治过程可以利用。在君主专治集权政治还不够强大之前，在英国，是非封建领主的并相当程度商业化的土地贵族与还弱小的城市工商业势力、市民和农民通过革命，建立了趋于商业化的非封建领主的土地贵族的君主议会制政治，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统治的更利。19世界纪末的法国则是通过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从而有政治统治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中世纪的西方独特的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和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和后来中央王权集权专治政治的不成熟和不够强大，尤其是远没有得以在思想文化上象类似中国帝制那样形成专治，也是落后的欧洲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能借东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得以依托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快速度发展起来的原因，至于后面才能出现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政治和宪政政治，就更是利于如此。

　　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在本来落后的欧洲近五百年的较之于此前社会的快速发展是由于以上独特的政治格局及其决定的政治发展决定的。

　　英国19世纪30年代，经过有广大民众参与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实现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资产阶级在议会中据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打破了土地贵族在议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局面，并随着选举制向男性普选制改革的大体实现，在议会中，从而在政治统治上，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立。与此相适应的，才是重商主义的、并带有特许权性质的商品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发展成为大体上的市场经济。至于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的普及，由是20世纪中叶“二战”以后的事。

　　“所以，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骗人的鬼话。没有以上说的政治统治规制，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一切。〉〉〉〉》

　　利润就是让老板承担责任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中国有14亿人，如果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14亿人分成了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就可以做出某种责任归属，如果被骗了，至少知道究竟是山东人骗了我，还是广东人骗了我。

　　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商号），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这样，当生产活动以企业的面目出现时，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就是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获得的超过经营成本的社会财富。它只能是对社会其他人的剥削。它是无生命的死的东西，没有意识，更没有掌握或具有强制或支配人的威力。如前所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是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关系。统一有序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政治统治依法强制规制才可能形成。“利润就是让老板承担责任”是无知。

　　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不到位， 资本家就会用包括商标在内的一切手段来骗人。骗了你，你能把黑白通吃的资本家怎样？

　　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不到位，就绝对没有“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这样的事在市场或市场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官商勾结起来，腐败的法官得了资本家的好处，“我们可以追诉他”，做梦！中国人口何止千万，而是十四亿，许多东西，只需把十四亿人中的万分之一骗一次，就够意思了。如果是商品房，十万分之一，能骗它一万多人，就是数十、上百亿，然后改头换面，又搞成另一个名字[商号]，“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天方夜谭！

　　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不到位，不仅“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绝对不可能——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基本到位，“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可能，因为总有为了暴利违法犯法的资本家。前提是假的，“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就是假的。接下来的“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由于前一句是假的，何况，整个此段的论断都是假的，这后一句也只能假。在现代社会，现在的中国，不可能没有企业。企业有种种，国有的、集体所有的、私人所有的。而且，私人企业，如果需要，政治统治的国家将它培植起来就是了，中国改开后的私人企业就是国家培植起来的。要它有，加以培植，它就能有，不可能没有。〉〉〉〉》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一万个人组成，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个亿，一万个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谁都不负责任，企业就没有了可用于分配的收入。

　　《〈〈〈〈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都还存在，并且还占有国民经济的30%左右，它们岂止是企业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而是全国所有的人所有的，它的利润决不能属于企业的负责人，出了问题，照样有负责的，而且负责得比资本家的企业更好，除非是中共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没有搞好，从而对国有企业的规制没有搞好，“结果可能是谁都不负责任”就是瞎说。几十年来，政治工作没有搞好，总体上，国有企业仍然有可用于分配的收入。这几十年来国企没有搞好的原因，不是因为企业是全国人人所有，而是因为腐败。只要中共抓住了反腐败、整党治党这个七寸，国有企业一定会搞得“可用于分配的收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国有经济就一定会做大做强，而且国有企业会比同等规模的私人企业的经济效益更好。私有企业，效益再好，不能象国企那样，利润是人民的，它的利润是资本家的，而且制造的雇用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两极分化，加上私人资本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政治的腐蚀和渗透，有害于社会主义，私有企业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就更不能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

　　刑事责任不在本话题之内。资本家经营企业的民事责任，是政治统治的法律强制的，政治统治不到位，资本家就会竞相逃避法律规定他应负的民事责任。资本家经营企业的民事责任是拿他剥削人民的财产来负责，而且是负有限责任。公司搞出了民事问题，只用他经营出事公司的资本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许多大资本家的公司，出现资产负责率超过50%的怪事，已经无法用他的资本来承担重大的民事责任。大资本家往往搞多个尽可能资不抵债的公司，一个资本巨头甚至搞许多的资不抵债的公司，并将包括借来的财产转移到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是回避、逃避民事责任，而且是早就打好了侵占债权人的资产，主要是国有银行的贷款的主意。资本家这样的侵占图某所以能屡屡得手，是由于几十年来的腐败，对此必须保持警惕，加以治理整顿。政治腐败，政治统治的规制就不可到位，不要侈想资本家会对他的雇用工人，对社会，对国家能负什么责任，他们势必会与体制内的代理人勾结，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侵蚀、侵吞国家、人民和社会的财产，至于他们骨子里政治上的“负责任”，在此就不必多说了。〉〉〉〉》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工资），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作业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拿的是利润，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就要求获得销售收入，也不能因为自己亏损就把雇员告上法庭；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如果老板拒绝支付他的工资，他可以将老板告上法庭。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这里的“合同收入（工资）”只不过是资本家雇用工人社会劳动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被资本家剥削了。资本家剥削了他雇用的工人，还叫他们必须对他负责任。这就是张维迎的“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

　　“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不对！ 纵使“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也有责任，就是按资本家制定的规矩，为资本家干活，受资本家权力支配和剥削的责任，这才能叫雇员。因此，不是“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而是不管雇员有没有过失，这“一部分人”，也得承担按资本家制定的规矩，受资本家权力支配，为资本家干活，被资本家剥削的责任。

　　“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不对。什么“错误”？发现了别人的什么“错误”？资本家犯的是什么“错误”？这里的“错误”是张维迎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维护资本家剥削他人没有搞好的“错误”。 除此之外，资本家不能利用社会的各方面关系、特别是公权关系追逐到利润，并在社会各种矛盾斗争中趋利避害的不断发财，才是张维迎的“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

　　中国改开以来形成的资本家们，除了得剥削他的雇员外，不少是程度不同的犯了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偷税漏税、私挖滥采，甚至有的是官商勾结，利用官员掌握的公权，里应外合，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侵蚀、侵吞、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等等各种损害民众和国家利益的违法活动，才成为资本家的，其中的暴发户更然。这些老板，照样“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岂止是“要求获得销售收入”，而是想方设法获取暴利。

　　什么叫“也不能因为自己亏损”？这些老板，其原始起点，有的甚至不如普通收入的上班族。他们的巨额财富，是剥削劳动者和侵蚀、侵吞社会财富而来，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中国现在包括外资，资本家的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所谓亏损，无非是将剥削来的至少大部还是由交换关系转移给了其它资本家，还敢有法理“也不能因为自己亏损就把雇员告上法庭”？那才真是叫岂有此理。

　　“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都遭否决，“如果老板拒绝支付他的工资，他可以将老板告上法庭”都行不通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就倒退到此前对劳动者实行强权剥削的农奴或奴隶制社会了。不过，这样的社会已经回不去了。〉〉〉〉》

　　利润是企业收入扣除工资等成本后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拿利润的人，必须承担风险，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任何一个员工犯了错误，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老板。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利润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这里的“必须承担风险”，如上所述，就是将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剥削和侵蚀、侵吞劳动者社会创造的财富转移给了其他老板 ，而不是本应属于他自己的财富的损失。“一种激励机制”，就是利润激励老板如何尽其所能的剥削工人，侵蚀、侵吞社会的财富而又能规避法律的惩治。只是在不能规避法律惩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你必须负责”。

　　“如果你是餐馆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那得以国家政治统治依法规制能到位。否则，老板会飞起来吃人。〉〉〉〉》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了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或者电池爆炸了，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利润是一种责任制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市场上才有信任。

　　《〈〈〈〈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有序的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关系，必须以政治统治规制的法律严明及其具有威慑力为前提，否则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社会关系就不能形成，就会乱套。“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亦然。否则，以上张维迎说的“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 等等，就会成为资本家对消费者设下的骗局，“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就决不可能成真。

　　国家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是政治统规制形成的规矩或规范，和必须是遵守国家政治统治规制的制度和法律的民间的人或人的机构制定的——因为这样才能得到国家政治统治依法的维护，除此以外不容许其它的什么制度。何况，财富只不过是稀缺的效用事物。任何稀缺的效用事物，包括表现为利润的稀缺的效用事物，都是无意识主导的行为能力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对人的社会行为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责任制度”的形成起任何作。“考核方式”只能是人对他人的一种行为方式，无意识主导行为能力的作为社会的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表现的利润，绝对不可能形成对他人的一种考核方式。这些论断是无知的张维迎才说得出的自欺欺人之谈。

　　此先生所有以上美化老板的言论，还是得用我反复强调的那句话来加以驳斥，政治统治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国家经济的决定性前提。政治统治搞不好，资本家就会与强盗无异。〉〉〉〉》

　　哈耶克（1899-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