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何以 —— 纪念十月革命105周年

2022-11-26 07:10|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40628| 评论: 15|原作者: 春秋镜

摘要: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一环”正是“半外围国家”。当然，“革命”不是阶级/经济决定论的，正如我们之前批评列宁缺乏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一样，但一系列结构性的挑战中，必然开启新的政治机遇结构，伴随着偶然性，不确定性，旧秩序在历史大潮中开始转变，形势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革命何以…”了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然而，十月革命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导火线。首先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列宁（1916）错误评估了发达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例如低估了发达工业-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夸大了对殖民地的依赖。

更进一步，列宁远远低估了（官方）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超强魔力。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已经超过了任何社会身份和政治思想，笼罩并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本文并不准备进一步展开，推荐三本书《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和《Banal Nationalism》，这三本书详细分析了民族主义是如何统治了世界。）

列宁和其他革命者的组织模式，也为发达国家的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障碍。他意识到发达国家通过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大背景，但又不断批判（甚至嘲讽）其社会主义同盟为“机会主义者、叛徒、没骨气的、强盗的同伙”。然而，这些被“开除左籍”的“社会主义同盟或社民党员”在西方有大量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当列宁试图跳过这些“国际同盟”直接动员西方无产阶级，“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的时候，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对列宁的不认同，而是因为缺乏接触，而导致的缺乏信任。

那么，革命何以...？

我们强调了很多结构性因素，仿佛在强调“革命是等来的”，但革命实际上是一系列因素的互动的政治过程，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回归意识形态和话语、组织和自发性、动员和联盟的问题上，而读者有必要思考以上话题所处的政治环境。

革命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采纳一种世界观，它能有效地向每个被压迫者传达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存的社会结构比在某个正常的时期更不合理，而这种不公平绝不是命中注定。

一个优秀的斗争框架（革命思想、话语、呼吁、象征符号等等）可以让人们凝聚起来，并达到“认知解放”的作用。比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呼吁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表达了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当的大众情绪，尤其是关于和平的呼吁更甚于资产阶级。

总结来说，革命框架需具有以下特征：使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框架必须是行动导向的；第二是斗争性，也就是挑战那些导致社会和阶级矛盾的权威；第三是动态性，也就是框架不能是机械的，而是必须随着所处的斗争过程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可耻，躺平有理”就是目前一个合适的斗争框架，首先它风险较低，易于实践；其次马克思强调，“对工作日长度的限制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又富有斗争性；最后它又适用于高渗透但又依托“人口红利”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建构或者渲染一个成功的革命框架，大约需要五步，首先是对问题和挑战严重性的强调，其次是确认问题的根源，然后是对被革命的对象的批判，接着是要明确变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最后是强调行动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框架是可以只在书房里看电脑新闻就能构建出来的，反而是需要不断地社会实践，融入并切身理解社会生产过程。

听起来马列思想很好地反映了这五条？难道不可以直接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嘛？

斗争框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记忆和对所处政治环境的认知的互动结合体。首先我们来看反例，五月风暴的学生高呼“给思想以力量”或“继续斗争”，然而这些呼吁虽然听起来斗志昂扬，却不能在排队等汽油或领不到工资的法国工人那里引起共鸣，结果给了法国政府趁虚而入瓦解联盟的机会。在天安门运动中，也能看到北京市民们是对“反对官倒腐败，解决通货膨胀”的口号响应激烈，而对“自由民主”一类的口号比较冷淡。

另一个层面，框架的建构和政治合法性也相关（和保皇的政治宣传无关），政治合法性是指人们对其所共享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认知。例如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强调“以德治国”，而其人民也认可“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价值观，这就把道德表现塑造为一种互动的政治合法性。那么，当一场斗争运动从道德上挑战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权时，任何国家控制手段都被视为非道德的，自然而然地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有可能释放出可怕的民粹的力量）。

一个挑战是，革命者既要发展出有活力的象征符号，打破固有的社会认同，使之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变革；又要扎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提供熟悉的象征符号。“群众路线”正是一个积极的案例，毛泽东既没有简单回归马克思的工人中心论，也没有彻底否认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是根据民国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发展，这与只会念经，甚至分不清“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网左”实在是云泥之别。

正如前文所分析，列宁思想及其先锋队组织在十月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无法脱离当时俄国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结构，若是脱离了时代背景，就想依靠复制先锋队以复制革命，那未免是天方夜谭。

组织的运行需要组织成员提供两项重要资源——时间和金钱。这两样资源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背景下，或是一些中产阶级发达和拥有独立公民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的社会中是相对充足的。然而在一些国家-社会边境模糊，大小事务都被列宁式官僚制度领导的现代国家，独立组织是很难生存或发展，更不要说是运动组织了。

当然不是说组织不重要，而是不能不考虑后果，为了组织而组织（正如一些组织喜欢为了运动而运动一样），更要意识要在某些社会进行组织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到底是什么。通过对两个没有一战背景和沙皇统治的案例，欧美民权运动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批判性研究，希望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

美国19-20世纪中期之间，大部分运转良好的挑战性组织，都采取了科层制的相对正式的组织模式。但随着更多进步运动（有关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发展，这一组织暴露出一个问题，正式的组织虽然有助于调动资源，但却缺乏动员更多人参与的草根性。于是乎，一个运动组织越是企图运用一个科层制的结构把作为思想和金钱来源的“外部灌输者”和作为主要人力的受益者工农阶级联系在一起，组织内部的矛盾和紧张就越多。

当组织者的利益替代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反而限制了社会合作和民主的力量。进一步，科层制会导致“寡头化”，要么使得运动领袖被直接收买（林冲？），要么使得运动领袖左倾冒进（王明？），那么科层制组织就成了实现变革的阻碍。

最重要的是，组织越是涉及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就越大，注意是组织内部的矛盾，而非阶级斗争意义的矛盾。组织同盟对于社会变革的程度和选择的策略的观念差异越大，敌意性就越大。这就使得很多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只是有能力解释“伟大导师的著作”并将它们与今天的事件联系起来，而并没什么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

除此之外，当一个组织（在秩序井然时期）是建立在思想共识之上，而非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经验或物质兴趣的基础，那就如同是“建立在沙子上的组织”，是不可持续的。欧美的列宁主义组织存在一个基本误解是认为只要继续招募新人，就能解决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试图通过“集体努力”“合理化”“警告”的行为。其结果，最后不过是建立一个和一般中产阶级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的组织，既和革命无关，也和阶级力量关系不大。

对于抗争者来说，认知偏差：“一种无懈可击的错觉”，“自我任命的思想卫士”，“自认为有历史站在自己一边”尤其危险。再加上学生们丰富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左翼抗争者对革命等历史拥有更多的或乌托邦或教条的记忆，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的记忆使得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一种“投机性”，具体体现在活跃分子们往往盲目地夸大政治机遇。政治机遇可以分为稳定型（国家中的议题文化、大众话语、阶级合法性等）和变异型（精英分裂，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动荡等），冒进的活跃分子往往在矛盾尚未爆发的时候便极力鼓吹或试图创造变异型政治机遇，而将稳定型政治机遇视为“妥协或投降”，最终导致失败和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批判的对象多是来自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欧美的的组织案例。但是如果背景是一个官僚专制国家，又会是如何？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民主？）集权制、等级制、结构严密的、意识形态主导的。他可以高效地在专制政治的背景下运作和生存，但同时也可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失误，而葬送整个组织，例如德国社民党建立的国中之国在面对纳粹的新挑战就毫无招架之力。列宁和毛泽东给出了一个解决方式，即建立一个很强的依附于农村、邻里、工厂的人际网络，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这种不平等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建立广泛的和跨地区的联盟。

这是不是唯一的答案？值得读者思考并探索。

列宁曾在《怎么办》中大力批判“自发性”，但随着斗争周期的展开和1905革命的爆发，列宁（1905）发现“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行动中远远地超过了最先进的理论家的最大胆的观点，他写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在国家尚有超额利润收买无产者的时候，他们自发会变成工联主义者，但当阶级矛盾严峻，国家无法从海外摄取超额利润进行改良的时候，那么自发性也可以引发革命！

如果机械地呼吁组织来对抗现代官僚主义一党制国家（CBSPS）的统治阶级，就会发现高压打击，组织控制，政治顺从，激励分化的全方位的维稳力度，使得社会成为附属，使得组织的成本远远大于效益, 甚至是“过去三十年培养的马列毛青年被一网打尽”的尴尬境地。例如，工作单位的激励恰恰鼓励个人通过特权和特殊关系而不是集体行动来追求利益，这就使得原本用于斗争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反过来被用于服务特权阶层。

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却给了自发性革命机会。首先，CBSPS通过取消各类组织和社会群体的边界，导致了人们身居不同单位或群体但有类似行为模式和需求的“大数”现象，提高了社会群体间的同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困难。一旦发生频繁的全国性质的政策变动，威胁和机遇就会暴露出来，在疫情期间，“大数”现象实际上愈演愈烈，甚至形成了地方性的斗争周期。

除了同质性之外，统治阶级的投机性动员，也容易激发运动的自发性，这包括投机性的帝国战争，也包括投机性的房地产运动，这些不可持续的动员一旦失败，就会重创国家合法性和依靠财政的维稳能力，这也是为何沙俄快速从日俄战争中抽身出来尚能稳住政权，但一旦深陷一战就招致革命。

其次“政自中央出”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中央代言人，地方政府虽然在形式和观念上需要落实中央政策，但地方和基层政府又被允许灵活执行中央政策，于是导致了一系列如层层加码，共谋瞒上，敷衍了事的高级黑行为或官僚主义戏码，不断刺激着民众。那么政治放大就不可避免了，例如政策具体执行问题被放大到政府总体问题。信访制度的存在又鼓励矛盾向上转移，使得地方性矛盾自发可能成为全国性矛盾。

除了自发性抗争之外，另一种形式被称为“集体无作为”，或是“大躺平运动”。前文简单探讨了“躺平有理”的使动性、斗争性和动态性，他的政治意义也觉不能小觑。这是因为缺乏程序正义的CBSPS将他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实现各种如经济增长的绩效奇迹之上，这使得行政管理问题纷纷政治化，甚至政治扩大化，那么原本只是和个人选择或者社会经济有关的“躺平”，就变成了一种不能直接镇压的政治挑战。更重要的，躺平拥有完全的道德-法治合法性，其定义实际上是与内卷相对应的，也就是只是将10-12小时工作时间降为法律要求的8小时而已，不过这与“人口红利”的摄取相冲突。

最后两个推动自发性的重要条件是情感因素的激发和地理结构。正如前文所说，国家道德表现是人们审视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主义道德经济”的斗争框架被普遍使用在国企工人的斗争大潮当中，亦也被使用在了“河南710储户维权运动中”，这一框架所富含了强大的情感能量。

当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长期存在或不断恶化，预先存在的情绪使得抗争者更有可能对谣言做出积极回应，并自发加入到斗争中去。这并非是抗争者缺乏智慧，而是他们处于信息不对等的位置，正如“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就好像通钢事件中的工人们早已受够了建龙集团的投机和腐败行为，所以稍有风吹草动，工人们就立刻行动起来，掀翻警车，又乱拳打死了资本家。在稍稍不太民主的政权中，由于缺少日常的竞争，在任何政治不稳定的迹象都会成为斗争的信号和源泉。

地理结构的重要性质，在上文关于先锋队的部分简单讨论过了。在巴黎公社中，“将不同职业的工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作为邻居所经历的有形纽带，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共同结构地位的抽象纽带。”也就是说，真正促使人民献身革命的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而是邻里关系。农民工相对国企工人有更大流动性，这意味着他们更难被凝聚，但显然高密度的工厂环境已经弥补了这一缺陷，例如浙江湖州民工抗税运动中表现的那样。以“宿舍”（8-10人一间）和“劳动车间”为基础的强结构，和以“阶级斗争工人领袖”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互相重叠，形成了一张富有强力的大网，大大提高了斗争的参与率和凝聚力。如果工厂所处工业园区，还可以在厂内动员成功之后，进行跨工厂联盟（详见《韩国工人》或相关的东北国企工人运动记述）。

地理环境作为动员结构在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威权政权有意将学生集中起来管理，这使得北京海淀区聚集了约67所高校大学和16万学生（现在只有20几所），反而为斗争提供了温床。研究发现大量学生每日生活存在三点一线，即教室-食堂和宿舍。食堂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并有大量活跃分子主动演讲，使运动信息和异见性思想得以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以高密度的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结构构成了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游说甚至强制参与的基础（本科上的比研究生比例高，外地上的比北京比例高）。

60所大学的集中分布也促进了不同大学学生之间的模仿、竞争和团结，并形成了特定的基于地理环境的斗争策略。观察发现运动期间虽然冲突不断，但警察基本不会进入校园。各大校园的高墙首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动员环境。因为缺乏足够的响应和追随，学生们并不会直接冲出校园，而是在校园内来回游行以营造出一种群情激昂的氛围，每转悠一圈便会增加数十人。其次，各个大学之间距离很近，许多学生骑着自行车，来回传递其他学校的动态，以鼓励竞争和模仿。

在4月27日的反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示威游行中，当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到达第一条警戒线时，他们没有直接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是选择了“迂回”路线撤退到北京邮电大学内进行动员，然后以“游击”的形式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等。最后，几条学生队伍完成了“会师”，上万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反过来包围了警戒线。这些策略完全是自发性质的，因为大量学生在参与时都只穿着拖鞋。

洋洋洒洒一万字，在最后篇章里，本文将简单介绍一场拉丁美洲的左翼革命，结合十月革命的讨论，试图提出一条一般性的革命理论。

1979年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宣告了其长达五十年的残酷统治的结束。实际上，早在1970年，尼加拉瓜的民族解放阵线就已经动员了足够的人民，包括学生，劳工联合会和农民，但革命并没有爆发。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南美洲众多游击队都遭受了失败，而尼加拉瓜的革命却取得了成功。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1972年12月末，一场大地震席卷了尼加拉瓜，将其首都马纳几瓜夷为了平地。索摩查贪婪地利用了这次灾害：他和他的家族亲信垄断了因重建首都而造就的各种市场，垄断性把持了旧房拆除，房地产投机，道路施工和商业大楼的建设，并把新建的住房超额卖出。

统治阶级联盟出现了第一个裂缝：这一过程改变了索摩查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随后三年，索摩查政权倒行逆施，于1974年强制施行极其野蛮的三十三个月的戒严法，戒严法本是用以对付革命军，但索摩查却借此法垄断政治权力，把体制内的精英逼得不断左倾，最后居然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者站到了一起。加入革命阵线的资产阶级包括有实业家、律师、超市巨头和国际银行家，并与游击队组建了革命政府和跨阶级联盟。

索摩查政权的戒严法和维稳力量确实不容小觑，其背后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当美国看到索摩查人心丧尽之后，在1974到1978年间，削减了其75%的经济和武器援助。这彻底取消了索摩查政权的威权合法性，更是大大鼓舞了革命阵线的决心和勇气。

1978年，一位反对派高官查莫罗遭到暗杀，彻底激怒了城市人口，三万人上街游行，资产阶级趁机发动了总罢工，革命阵线发动了多次军事行动。索摩查政权很快溃不成军，大厦倾倒。

这里，我们得以总结出革命四个最重要的政治机遇结构—— 制度化政治系统的开放与封闭，精英的分裂或一致性，社会政治联盟的合作，政权的镇压能力或意愿——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不确定性、新的威胁与机遇和结构性因素的组合。

那么，我们最后一次问：革命何以 ...?

基于马克思的理论，深入列宁的帝国主义批评，世界体系理论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世界性商品交易”将世界各国分为“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性和不平等。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中心位置，掌握尖端技术和垄断性资本积累，通过不平等交换和金融输出，得以摄取大量海外超额利润，维持其帝国统治。俄罗斯、中东国家、非洲国家等国家居于外围位置，为世界体系秩序提供大量如能源、矿石等原材料商品。外围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而不得发展。

一个特例就是“半外围国家”，正如前文介绍的沙皇俄国。半外围国家得以通过对外引资和对内“人口红利”的超长劳动时长、超强劳动强度，获取了原始积累，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使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全面发展，成为世界体系重要的工业生产大国。然而，与“中心国家”相比，半外围国家又不具备垄断性产业技术，更无法从广泛的外围国家摄取足够的超额利润，其统治/资产阶级对中心国家又带有依附性，但其社会又拥有世界最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群体。另一方面与外围国家相比，半外围国家并无大量原材料可以使用，而不得不和社会建立较深的（剥削/压迫/治理/改良）关系，故其阶级矛盾最为严峻。

半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要想维系其建立在绩效表现上的威权，有那么几条路：利用“空间修复”，使剩余资本进入新的建筑建设市场（元宇宙？），以此赚取超额地租，但这没有解决矛盾，而只是延缓了矛盾的爆发；建立“资产阶级命运共同体”，通过摄取外围国家的超额利润，以改良国内的矛盾，但历史和详细的经济数据已经证明，1-3%的利润率远不能“改善”半外围国家“承上启下”的国际关系，加之外围国家动荡的地缘政治风险，使这一方法逐渐消失在统治阶级的宣传中；最后一种方法即加大榨取“人口红利”的剩余的同时，而全面参与产业升级的竞争，这意味着半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将直面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

一旦半外围国家丧失了剩余劳动力的优势而转入老龄社会，又在产业升级的竞赛中败退下来，就使得其政权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其国内的工业垄断只会成为靶子，而完全不能摄取海外超额利润以收买或维稳无产阶级，改良路线将难以为继。正如沙皇俄国一般，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已经“半贵族化”，这意味着他们会对一般的工人运动进行毫不留情地镇压。但历史已经证明，如此行径只会帮助消除跨阶级联盟之间的隔阂，促进全民性的工人（无产）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的形成。另一边，丧失改良的资本，意味着其政体的吸纳包容性，渗透维稳性和科层执行力将大大萎缩，官僚结构被架空，法律被悬置，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将无法维持自己的“特权生活”，而被逼转入“革命大联合”。

总结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一环”正是“半外围国家”。

当然，“革命”不是阶级/经济决定论的，正如我们之前批评列宁缺乏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一样，但一系列结构性的挑战中，必然开启新的政治机遇结构，伴随着偶然性，不确定性，旧秩序在历史大潮中开始转变，形势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