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斗争与女性权益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律，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没有效力了。”

道理很简单,专偶制来源于男性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男权继承制,无产阶级失去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失去了专偶制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是无产阶级推翻了专偶制,是无产阶级重新缔造了新的对偶制,是无产阶级推动了平权运动,反对了剥削女性

妇女劳动。虽然从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12岁至50、60岁不等。(第647、1779、1781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反对这种做法。”(第648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会使女性堕落(第649号)…… 妇女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有些妇女抽烟。劳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650—654号、第701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8—10先令)的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709号)“那末你仍然<铁石心肠！>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毫无疑问。”(第710号)“哪儿来的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 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卸煤10吨之多。”(第1715、1717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变坏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1732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1733号)“那末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1734号)“为什么不希望？——工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1735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象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生理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当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第1736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不能说什么。”(第1737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和矿上雇用的妇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1740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1741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培养。”(第1750号)“但是从事农业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浃背，使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1751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即妇女劳动的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1753号)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她们的连累。”［第1793、1794、1808号］
　　资产者又乱七八糟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却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号)

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定昂贫民诊所特鲁曼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61年每8人中有1人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定昂周围80哩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域。一个是洪尼顿花边业区，包括戴文郡南海岸20哩至30哩宽的地带和北戴文的少数地方；另一区域包括白金汉、培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劳动到12岁或者15岁。年龄最小的儿童在第一年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象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呎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 1/2立方呎。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
　　在白金汉和培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区和艾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913人，其中儿童近7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挨饿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呎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 2/3立方呎、17立方呎、18 1/2立方呎，最多也不到22立方呎。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呎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 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末，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从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

1872年的法令尽管有很大缺陷，但它无论如何是对矿山雇用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矿业主要对所谓的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
　　1867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则在形式上加以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都完全失败了。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已经存在。

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较高和责任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人，却往往需要4个少年。”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


当工厂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动的任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父母权力)的直接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的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 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 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