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美国政府部门的总收入、可支配收入及主要支出项目与中国政府部门的总收入、可支配收入及主要支出项目(见今年红色经济观察第二期表一)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支结构有很大的差别,所面临的矛盾也有所不同。 先来看政府部门总收入,2000年,美国政府部门总收入占国内总收入的30%;同年,中国政府部门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美国政府部门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内总收入)的比例大大超过中国。但是,自2010年起,中美两国的政府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内总收入)的比例都在四分之一或略高于四分之一的水平。2023年,美国政府部门总收入占国内总收入的27%;同年,中国政府部门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美国政府部门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内总收入)的比例略微超过中国。 再来看政府总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除了2020年因新冠疫情情况特殊外,在大多数年份,美国的生产和进口税减补贴(相当于中国的“生产税净额”)占国内总收入的比例都在6%至7%之间。相比之下,2015年之前,中国的生产税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12%左右;但是到了2023年,中国的生产税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约8%。 近年来,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约占国内总收入的2%;而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通常占国内总收入的10%以上,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 美国政府部门的财产收入约占国内总收入的1%,而中国政府部门的财产收入约占国内总收入的2%。 美国政府部门的转移收入约占国内总收入的8%。在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部门的转移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但是到了2023年,中国政府部门的转移收入也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8%。 美国政府部门的卖地净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且常常是负值。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的卖地净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3%。 美国作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且可靠的直接税征集基础,且有较强的收集核实个人收入信息的政府能力;仅个人所得税一项就提供了美国政府部门总收入的约五分之二、约占美国国内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中国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的征集方面与美国相比有巨大差距,但通过较高的间接税、企业所得税、财产收入和卖地净收入,使得中国的政府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略低于美国的水平。 虽然中、美两国政府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内总收入)的比例大致相当。但是由于美国政府部门庞大的利息支出和转移支付,使得中国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内总收入)的比例大大超过美国。 美国政府在债务上支付的利息占国内总收入的4%至5%;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债务上支付的利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 在大多数年份,美国政府的转移支付占国内总收入的15%左右;在有的危机年份,如2020年,美国政府转移支付竟然高达国内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转移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至9%。 2023年,美国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约占国内总收入的7%;同年,中国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 美国的政府消费约占国内总收入的14%,政府净投资约占国内总收入的1%;中国的政府消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政府净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 如果用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消费和净投资就可以得到整个政府部门的财务盈余或赤字。2023年,美国政府部门的赤字占国内总收入的8%,中国政府部门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危机比中国的更加严重。 再来看劳动者可支配收入: 劳动者可支配收入
= 劳动收入总额 + 劳动者获得的转移收入 – 劳动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 劳动者支付的利息 – 劳动者的转移支付 在上面的公式中,劳动收入总额包括劳动者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工资、福利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劳动者获得的转移收入包括劳动者家庭从政府获得的社会保险金和其他社会补助收入,劳动者支付的利息指劳动者家庭因为向资本家借债而支付的利息(比如为住房贷款或消费贷款而支付的利息),劳动者的转移支付包括劳动者向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以及各种行政收费。 表二说明了2000年至2023年美国的劳动收入总额、劳动者可支配收入以及劳动者净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化的情况。 表二 美国劳动收入总额、劳动者可支配收入和净储蓄(占国内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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