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史》第三卷摘录（2）
易经如何起源? 一直是困扰古今中外学界的老大难课题。 迄今成就最大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 (1962)，针对易学总结而成的易经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情况，就提出了为何“在任何其他文明中都找不到相近的对应物 ”的难题。现代易学大师南怀瑾先生（2009）则从“易经是中国文化根源的根源”的命题出发，提出了易源考古的一系列问题：“易经总结的文化思想、哲学科学，为什么在上古时期就达到这样高的程度？所谓‘伏羲画八卦’的卦是怎么样画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画的？八卦是否就是中国先古文字的开始？”本节就来从全人类发展史的视野来回答这些问题。 以上两章依据的新老材料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易学的淵源不仅貫穿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扎根于中华文化起源和进化至历史时期的全过程。中国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与人类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中国境內的猿人必然进化成中华物质文化和中华人种繁衍出的中华民族的同时﹐中国境內的人类精神必然也只能进化出易学乃至其总结——易经。在上两章以中国境内原始人类的产业和科学技术起源和发展过程遗留下的实物证据和文字证据的系统化所还原的超百万年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本章以上四节以此还原的中国境内原始人类产业和科学技术起源和发展的历史顺序与自然科学发展内在逻辑顺序的吻合，进而验证了易学和易经只在在中国的出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东方自然和社会选择下中华人类文化在超百万年进化中依次适应了宇宙物质运动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转化规律的基础上, 在中华文化领先世界进化到利用生物运动形态的农业阶段， 并在兴起适应其向思维运动高级阶段转化规律的文明阶段飞跃之大势所趋之下，随中华文化进化到先民的思维运动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以原始数字卦和五进制数字卦表达和交流阶段，中华文明便进入起步阶段；随先民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进而发展到以十进制数字卦表达和交流，中华文明便成长到初级阶段；随先民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继续发展到以成熟象形文字表达和交流并实现哲学化，中华文明便持续发展到成熟阶段，从而这万年以来的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呈现出宇宙物质运动规律必然性之使然的总趋势。这正是中国科技探源和中华文明探源都离不开易源考古的内在原由之所在。在上节证实易学只在中国起源的宇宙运动规律之必然性后，这节就来以人类文化进化过程的中西比较研究，来证实易学只在中国起源的文化进化内在规律的必然性。 就像达尔文以原生物细胞进化到高等动物的顺序与高等动物胚胎发育顺序的一致为其进化论奠定基础一样，早期人类认识能力和智力进化的顺序与现代人类胎儿大脑发育的顺序是一致的。 早期人类认识能力和智力的进化，就像当今胎儿大脑发育一样，其过程內在的逻辑顺序，是一步也不能中断的。这逻辑顺序也是恩格斯所揭示的，自然界物质运动形态发展由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到生命的乃至思维的运动形态之顺序，所决定了的科学部门发展的顺序，即人类认识能力的进化要经历一个依次由力学、物理学、化学到生物学以至思维科学的过程。中华民族的远祖，通过在距今3万至1万的“文化大爆炸”期间开创分组组计数和仰观月相的阴历技术、新石器技术、原始制陶技术和原始农业技术，使其认识能力在人类认识史上最早通过了物质运动的所有形态——机械运动、物理和化学变化和生物学变化的实践锻炼，为上升到人类最早的思维科学积累了充足的经验知识，从而使得继分组计数工具起源、阴历起源、陶器起源和农业起源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数字及其组合——数字卦所记录、储存和传播的民生实用科技——原始易学的应运而生；特别是人口增长压力下原始农业不断高涨的发展需求，使其对有关技术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发展必不可少；同时天文观测历算技术的逐渐发展为通过仰观俯察不断获取新的知识成为可能、制陶技术的逐渐发展也为不断记录、储存和传播技术知识提供了载体，从而使原始易学知识的产生、传播、积累、应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良性循环中连续进化。因此，易学的起源和发展，是距今3-1万年间人类文化“大爆炸”驱动科技大革命的必然趋势。 为何易学的起源不在地球的其他地区发生，而恰恰只发生在中国三河流域的早期现代人类承前启后的实践与认识的进化中？这是由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和进化从起源以来一直连续进化的独特优势所决定的。对此，美国古人类学家Popo 和Keates （1994）分析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材料的结论是: “远东地区人类的认识和文化能力的进化方式与欧洲—非洲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是；以连续性，而不是迅速变化，很早就开始的、散发的标准化和地理多样性为特征。”“在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在旧石器技术类型上存在着实质的区别。”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中科院院士吴新智（2019）对中外古人类化石材料的系统比较研究的结论是：“从化石证据来看，中国现代人类是以连续进化为主”，并以此批驳了国内外学界流行的“人类非洲起源”假说。正是中国境内人类及其认识起源和早期进化过程所独具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早期智人以至现代人类认识能力和智力进化连续地通过了其过程內在的逻辑程序，在人类认识史上最早通过了物质运动的所有形态——机械运动、物理和化学变化和生物学变化的实践锻炼，直至上升到人类最早的思维科学——易学。 到此，人们不禁要追问：为何远东地区人类的认识和文化能力的进化方式与欧洲—非洲的方式完全不同，而呈连续递进的总趋势？正如本卷第一章所证实的， 在远东灾害频发的大陆性气候环境中，从古猿到类人猿、能人、直立人直至智人都具有群居习性，如中国猿人到许家窑人都明显呈现出群体生活习性，作为早期智人的许家窑人到成为中期智人的峙峪人，对野马的狩猎都是集体围猎（贾兰坡 1979，1984）；而不像欧洲、中东、非洲智人平时都是个体分散游猎，只是在遇到巨兽才临时搭伙围猎（Fagan 2001，Feder 2004，Campbell 2006）。 中华早期智人的群居和集体采集、狩猎生产方式，既决定了以集体协作抗灾来维持其人口繁衍的连续性，也决定了其集思广益将群体各成员的点滴实践经验、包括个别天才的发现、发明，汇集成累进的集体潜意识流、集体显意识流以至集体认识流的代际传递所维持的连续性。当中华智人的群体生存方式进化成氏族社会后，其群体居住和集体生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及其集思广益的意识形态，便以母系氏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更加牢固的巩固起来，以至人口繁衍的连续性和集思广益的集体意识流和集体认识流的连续性更加强化起来而成加速进化之势。随着中华早期智人向中晚期智人以至现代人进化， 其生产方式随之由集体采集向集体定居农业发展，中华远祖使用多种计数工具进行的具体计数的实践，随其累进的认识流的加速进化向抽象计数发展，以致距今3万年前后中国数字便开始出现， 标志着中华远祖的认识和思维能力早已领先世界由感性认识、具体思维向理性认识、抽象思维发展。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 随着欧洲、中东、非洲早期智人向中晚期智人以至现代人进化，其生产方式随之由个体分散游猎采集向个体农户发展，西方早期人类先后使用石子、树枝、果粒做具体计数发展到用刻纹、泥筹做具体计数，也有个别天才人物的创造，如他们留下的精彩的岩画和雕塑，但所有这些都分散于各个个体，不能汇集成累进的意识流、认识流，以致这些地区早期人类的感性思维、具体思维难以形成连续的认识流，这些地区的阴历计数在距今3万至7千年间才先后出现（Marchak ，比中国晚了7万至9万多年；这样参差不齐的具体思维所支持的认识能力更难以向抽象思维加速进化，以致到西亚两河流域地区人类在西方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个体农业发展导致农户间的商品交换逐渐频繁，促使商品计量和会计记账成逐渐普及之势下，才于公元前3100年出现了西方的第一批数字（Denise Schmandt-Besserat 1992)，标志着西方史前先民的认识和思维能力由感性认识、具体思维到理性认识、抽象思维的发展进程缓慢的多，以致其抽象数字出现的年代竟比中国晚了2万多年。这一比较研究的结果，得到了现代西方数学史大家相关研究结果的验证。 正是中华远祖由智人向现代人进化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之际，其氏族集体采集渔猎生产方式向氏族集体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的稳步展开，中华初民的抽象思维加速发展而升华出数字组合理论思维，使得由数字1、2组成的原始数字卦在距今万年前后开始广泛使用开来，到距今9000-8000年间五进制数字卦便开始在三大流域流行起来，五进制以上的数字和整数四则运算、甚至平方计算已在伏羲部族的历算中得到应用，以致该部族不仅编制出世界最早的年度阴历，而其创建世界最早的阳历，还发明了被莱布尼茨赞为“宇宙中最古老的科学历程碑”的八卦-六十四卦体系，并将此发明高度评价为“伏羲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文字、算术、抽象和推理的方式”（Leibniz 1686、1716，Aiton 1985，Widmaier 1990）。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起步之时，其算术的全面应用、数值的进位制表达、代数运算和几何学作图、符号化的表述、抽象思维之发达、方法论的构建、理论思维之博大精深，已遥遥领先其5000多年后诞生的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 自从原始数字卦在距今万年前后产生以来，以阴阳八卦为核心和范式、数字卦为理性思维语言文字表达的易学，作为中华先民观象授时﹑尚象制器之原科学,代代相沿,一脉相承，因革損益，循序渐进,逐步通过了早期人类认识能力和智能进化內在的逻辑程序，从而使中华史前先民直觉认识能力和智慧发展到最大限度而升华成《周易》本经。 这样举世无双的原科学体系和智慧之源，决不是个別圣人的神明， 更不是什么外星人的恩賜，而只能來自中华群体文化的超百万年连续进化及其衍生的中华集体协作文明的万年持续发展：中华史前先民在超百万年连续进化的群体文化根系的基础上，到十万年前一旦进化成智人，便明显地以群体居住、集体协作的物质再生方式、人口再生产方式和集思广益的精神再生产方式，开展生存竞爭和社会实践，不断强化和固化并积累其原有认识和文化能力连续进化的成果，直至在3万年前后在人类认识进化史上率先达到抽象思维境界，进而以抽象思维能力的连续且加速的进化，到1万年前后便作为现代人以领先世界发展理论思维，成为其独创能力雄冠全球的族群，开启中华集体协作文明进程，开创阴阳八卦作共同的易学范式来指导各地氏族开展发明创造，发明数字组合成的数字卦用作共同的理性思维语文来交流各地氏族搞发明创造的成果和经验，把易学当作共同的宇宙认知体系来积累各地氏族集体协作开展物质、人口和精神文化再生产经验和点滴创造发明，随氏族社会阶段性地持续发展，每阶段部族联盟的首领部族都以自己版本的易学来集本阶段发明创造之大成，直至易学的哲学化完成的《周易》来集史前易学之大成。正是基于这样举世无双的理论思维持续发展之精髓和智能持续进化之精华，中华文化连续进化的本性、中华文明多元一统持续发展的生命力经久耐变、历久弥新，以致中国传统科技在17世纪之前一直处于世界領先地位， 也使其它文明能夠直接借用其科技成就和文明进化成果，來达到人类认识能力和智慧进化的更高阶段﹐而不必再走中华先民所走过的老路。 易学作为东方人类的理性认识方式、抽象思维方式、理论思维方式和民生实用科学体系，自从由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造就出来以后，便随这四大发明的传播、扩散、应用和发展，逐渐普及和发展于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而成为其居民共同的宇宙认知体系和实用科技体系，并将其后代训练成世界上最具独创性的民族，以连续不断的发明创造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致在十七世纪前一直以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水平而在技术上处于支配世界的地位；随这些技术发明的传播，易学也流行于中国大陆、整个东方乃至世界各地。 十七世纪以来，以古希腊科学和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思维方式，借工业革命驱动的空前强大生产力，通过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文化侵略，向世界各地扩张，逐渐取代了易学科技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进而在除了中医、传统工艺等领域外的所有科技领域，取代了整个易学思维方式。易学是否就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它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当代人类回避不了的问题。 当今世界面临的重重危机，陷全人类于退化到弱肉强食的动物界直至自杀的危险境地，迫使近、现代西方学者如伏尔泰、罗素、汤恩比、李约瑟等等有识之士，学当年的数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莱布尼茨那样，重新认识易经真理，从深度和广度上，将它同西方思维方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把易学的历史地位，只放到号称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来考察远不够深刻，还要进一步放到人类进化史中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站到适当的高度，充分认识和评估易学对全人类文化和认识进化以至世界文明进化的历史性贡献及影响之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并充分认识到易学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根本而促进世界大同的客观依据及其内在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充分认识到易学复兴对全人类将东、西方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开发出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克服面临的种种危机、开创其进化的光辉前景，所具有的无可替代而历久弥新的重要意义。下面就来从中国史前先民留下的遗物、遗迹中，来追踪易学指导他们开创和持续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 (本文摘录自《中国史前史第三卷·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 附：中国史前史第三卷在德国更新再版 中国史前史第三卷 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易学起源前后及其近二千年境况变迁史 978-620-2-41414-2 本卷是世上首部以证据链实录的上自10万年前开始的记数工具和算术、磨钻为先导的新石器技术, 窑火制陶技术，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起源和连续进化，下至秦代前这四大类技术达到其顶级系统——筹算、玉器、瓷器和有机农业而持续发展十多万年的信史。基于中国史前数据库, 在与其同期国外遗存的比较中追溯它们协同进化的全过程, 以其留下的实物证据链和相关文字证据及古籍记载整合成的如山铁证证实：这四大类科技的起源和发展在中國最早﹑最普及、最持久且其演变最呈连续进化系列，并从中沿人类实践与认识进化内在顺序升华出中国原科学——阴阳八卦为范式、书契为语文的易学，以天文历法为龙头由多个农业起源中心扩散到东方三大流域, 应用并发展于民生实用科技各领域，成为先民共同的宇宙认知体系，指导中华文明进程总体于适应宇宙规律中持续领先世界发展，并在实践与认识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发展理论思维，直到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哲学化达人类直观理性思维的顶峰; 这四大类科技为主体的中国科技便随之在在其指导下持续发展到人类手工能力之顶峰。其后在强调“易本卜筮之书”的新儒学统治下，主流学界背离了易学指导而招致十七世纪后的衰落。易学兴衰的过程回答了李约瑟难题。 Authors 邓宏海 Book language Chinese Published on 2024-03-30 Publishing house Number of pages 412 Price (EUR ) €6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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